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目的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周边为基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新世纪以来,世界油气逐渐向“中东、中亚、俄罗斯”和美洲两个供给、出口中心地带,美国、欧洲和亚太三大消费中心位移,并与“一带一路”中的能源丝路在“中东、中亚、俄罗斯”供给、出口带和亚太、欧洲两大消费中心区域叠合。

　　众所周知,能源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瓶颈。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能源探明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3%。从1992年开始,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逐渐拉大,能源消费与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于局势动荡的中东和北非,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原油运输约4/5通过马六甲海峡,面对着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theMalaccaDilemma)。“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性发展,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实现“不设置障碍”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正如“一带一路”愿景所宣示的那样,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距克拉玛依市100公里的“魔鬼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之一就是“民心相通”。这是实现双向开放的内政和外交条件。民心通最有力、最有效的就是文化通,文化通当中就包含了语言通,语言不通怎么去做民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专门讲,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这对民族地区“双向开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心相通,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实践准则,体现着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道路特色。我们必须用这样一个民族政策的理念来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路、经济走廊的对外开放建设。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周邻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传统的交往关系,其中包括语言相通、文化相通、习俗相通、宗教相通等因素。例如新疆地区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与中亚几个国家都能够相通,跟西亚的国家也能够相通,甚至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也能够相通。这是我们的优势还是劣势?承载这些文化的少数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中,应该在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转换,同时也面对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各民族人民发展进步的艰巨任务。作为双向开放发展的中心区域,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还要应对敌对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使中国民族政策的先进理念首先在国内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同时,培养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和各类人才,使少数民族人民成为开发者、建设者、双向开放的实践者,这是民心相通的重要优势。中国的民族政策理念突出了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基本指向,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是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使我国民族政策的先进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延伸的基础。

　　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属于我国内政的民族政策中的观念和原则,同样可以延伸到对外开放的实践中。我国石油企业在中亚国家中的实践,就彰显了这种效果。例如在土库曼斯坦,我国的石油企业实行企业在地化、职工本土化,确定了中-土职工3:7的比例,花大力气为所在国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学习当地语言,为当地民生等公益事业作出贡献,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实践,正是属于我国内政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涵。这些成功的实践,也证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在国内、在边疆民族地区更好、更充分地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要做得更好,使“墙里”的民族政策之花,更加广泛地飘香于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建设中。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司马迁总结先秦、秦汉历史有关“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说法,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这一“新空间”就包括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优势,也包括了承载多样性文化因素的各民族人民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中发挥的对外“人心通”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政策中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基本理念,与“一带一路”大棋局倡导的人文精神和互利共赢,是完全相通的。

　　总之,中国构建“一带一路”大棋局,目的是建设内通外联、开放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内在的机理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而不是谋求地区事务或地缘政治的主导权。沿线沿带国家不是棋子,都是棋手。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的成效关系到对外开放的成败。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边疆地区的人文优势是最重要的“软实力”。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2012年获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其学术专长为民族理论、国内外民族问题、民族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世界民族问题、蒙元历史、北方民族史、台湾原住民、西藏事务、文化多样性、族群理论等方面均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近年研究著述有《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等。

　　（光明日报记者殷泓通讯员沈晨叶根据郝时远讲座录音整理编辑）（本版图片除标识外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