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推动邓小平复出

　　闭幕式后,又开了两天分组会,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才结束。这天是星期五,很多代表留在京西宾馆,没有马上回去。经过36天的讨论,大家已有共识: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必须进行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这就得召开全会才能完成必需的程序。中央考虑,三中全会本来也要开了,趁主要代表都在北京,正好一气呵成,下周一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提出3项任务: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产生新的中纪委。代表们用2天时间看文件,3天时间分组讨论。此时,虽然全会仍由华国锋主持,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两个相邻而坐的人身上:邓小平和陈云。实际上,邓小平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复出主持工作,陈云功不可没。

　　1976年清明节,北京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第三次被打倒。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叶剑英、胡耀邦等人以各种方式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2月14日,中央通过决议,允许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指示下,工作人员找到陈云,要求他按照中央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稿,然后再下发简报。陈云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最终,会议简报没有刊发陈云的发言稿,但他的讲话早已流传开,得到广泛赞同。1977年7月,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邓小平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让陈云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在经济问题上,陈云是党内的权威。就在全会召开前不久,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务虚会,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速度的问题。陈云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要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

　　但在务虚会上,“洋跃进”成了流行的观点。有人提出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陈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对一些重大项目,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再付诸实施。但他的反对意见也难以被接受。

　　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领导干部还沉浸在“洋跃进”的热潮中。陈云坚决认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既积极又稳妥”,“今后三五年内,每年应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7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落后,不能同韩国、台湾比,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他们主要是搞加工工业,而且有美国扶植,因此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

　　陈云的经济观念和基本思想最终被中央工作会议所接受。会上普遍认为,如果要把经济工作摆在第一位,必须对经济专家陈云委以重任,很多人提议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果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他在对外贸易、经济体制改革、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等方面,都给今天的中国留下了宝贵遗产。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主席台上,邓小平和陈云并肩而坐。历史选择了这一对搭档:邓小平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陈云是党内的经济专家。从此,几十年来思想上、经济上“左”的错误得以纠正,天翻地覆的变化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