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公务员管得是不是太严了？”

　　在近年来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公职人员面临的限制也越来越多,这些政策在基层公务员中引发了复杂的情绪。有的政策,比如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行为的限制,让作为普通公务员的赵鹏挺开心,这些措施更多针对的是具有部分特权的领导,让普通人多了些公平感。

　　但日趋严格的新政策让他们很快失去了幸灾乐祸的快感。作为普通的公务员,他去香港需要备案,一年签两次,就算在境内,只要离开这个城市,周末自驾出去玩也得上报审批,“8小时之外的生活也管嘛,和同事吃个饭也不行,我们有人因为这些被处分了”,收紧的风声让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刻意收敛,“有些限制是应该的,但感觉有的是不是管得太严了”。

　　6年内15比1的晋升比例

　　晋升空间的逼仄,也让赵鹏迷茫。他面前的晋升空间分为两种,一种是走领导职务,即从科员到副科、科长、副处这样的轨迹;还有一种是非领导职务,即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等。在领导职务的竞争上岗中,失败而归,而在一次民主推荐环节,要5个人,入围80多人,惨烈的竞争让他心力交瘁。

　　事实上,同一批入职的150人,在6年多后,有机会晋升副科领导职务的不到10个人,他们整个系统7000多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中,处级也就300人,“晋升是对你工作能力的认可,人总是需要被承认的”,而晋升需要很多东西,“副科干三年才有资格竞争正科,还得看之前工作经验,还得看年龄”,至于晋升中的其他因素,“没必要说了,你懂得”。在他看来,35岁以上还没到副科就基本没有机会了,“得过且过吧”。

　　“辞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这些年的公务员生涯,赵鹏没有荒废,他眼中的公务员,早已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喝茶看报的闲人,“办公室的行政工作,需要和各种人打交道,很忙,锻炼能力”,而他从事查验等核心业务后,和企业打交道增多,认识了很多人,这也让他有机会在今年初选择进入一个朋友的公司负责收集配件采购,“以前下过这些手机厂,认识他们的人,这也让现在的老板觉得我有资源”。他离职时用了一个月走完流程,现在的生活变化很大,他的年收入从10多万增加到了三四十万,但与此同时,每月的公积金从2000元降到了600元,“以前从没交过保险”,面对未来的挑战,赵鹏说不后悔,“不想继续过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了,现在谁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说起近年来的公务员辞职现象,赵鹏不以为然,他们这届150人6年后才有五六个辞职,“很多人还是舍不得放弃嘛,可能也没更好的机会吧”。和赵鹏选择更好的机会不同,无法容忍现状的林峰干脆辞职考研,到北京读了两年书的他现在又在忙着找工作,“还没定,反正不会回去了”。(文中人物为化名。)

　　内存

　　历史上的三次

　　公务员离职潮

　　第一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一般的“干部”,大多是因为“学非所用”,或感觉个人能力难以发挥,于是选择辞职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少数人是触摸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动而主动选择经商。像王石、刘永行等就是在1982年“出走”,自行创业。

　　第二次则出现在1992年,人社部数据显示,当年有12万公务员离职,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缘起于市场经济正起步,新一轮改革的力度加大,又有着“停薪留职”的大好机会。

　　第三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2002～2003年。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2003年6月,全国(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下海”。这一次缘起于什么呢?1999年,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这项举措直接影响公务员“下海”的进程,有的不下海也得被精简。而2000年出台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也为公务员“下海”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一部分年轻干部需要通过下海来释放自身储存的能量。很多人的去向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非公有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