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医疗队 赴国救灾

　　1931年6月到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水灾,受灾面积超过英国全境,40多万人葬身浊流,成百上千万灾民遭洪水围困。1931年8月24日《申报》报道:“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日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公报,全国受灾区域有16省,遭洪水不同程度波及的有23个省份,受灾最严重的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等省。

　　远在印尼的柯全寿立即行动起来。作为医生,他深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他一方面出资购买大量药品,一方面发动侨贤捐款购药,并抽调养生院医术最全面的两位医生——施文连和陈全丰,组成印尼华侨抗灾医疗队,携带大量药品奔赴武汉抗洪第一线。之后,他又组织一批以医生、护士、防疫专家为主的志愿者,前往武汉参加救灾治病和防疫工作。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柯全寿建立与中国医疗界的密切合作,并制定互相派员进修合作机制。后来,他多次安排中国医生到雅加达进修,自己授课,传授养生院创造的戒毒治疗法。

　　建救护队 赴国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南亚发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高潮,柯全寿很快成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抗日骨干。

　　一方面,柯全寿与《新报》领导核心商议,决定加大抗日宣传量,并为祖国抗日战争募捐。据统计,抗战期间,印尼华侨汇寄中国的捐款达400多万印尼盾,其中近一半是由《新报》募集的。另一方面,柯全寿组织医疗队,驰赴祖国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据《新华日报》1938年1月27日、5月7日和6月18日的连续报道:“1937年10月,由吧城(即雅加达)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名医柯全寿负责计划,许启兴负责筹募经费,准备组建一支吧城华侨救护队。自登报后,应征者竟达400人,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由吴英璨医生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吧城出发,奔赴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1938年6月辗转到达武汉,6月16日侨务委员会设宴慰劳华侨救护队。”

　　柯全寿先后组织了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他们在抗日前线奋不顾身,抢救伤员,受到中国红十字会和前线抗日官兵的高度称赞。

　　柯全寿还和洪渊源、司徒赞等侨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购买急救药品和救护车。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共募捐5000多万港元,连同各类物资,陆续分别寄给中国红十字会和在香港的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再转发给中国各地的抗战军民。

　　印尼沦陷 大医被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快南侵。1942年3月1日,日军登陆爪哇岛,3月5日雅加达沦陷。由于柯全寿在支援祖国抗战中的独特作用和在华侨中的极高威望,日军占领雅加达后,立即将柯全寿关进西冷华侨集中营,半年后又将他转移到万隆郊外的芝马圩国际集中营,亦称爪哇拘留所或万隆拘留所。其中,已关押33个国家的外交人员、商人、学者等9500余人,后来又增加从西冷华侨集中营转来的柯全寿等542名爱国华侨,包括庄西言、吴慎机、梁炳农、张添聪、朱光焯、沈望金等著名侨领。

　　狱中,柯全寿饱受折磨,但拒不投降,表现出崇高的气节。很多爱国华侨受酷刑折磨而死,还有许多人被毒打遍体鳞伤。虽然如此,柯全寿仍然不改大医本色,坚持为许多难友治病。直至日本投降后,柯全寿才走出黑牢。

　　1948年3月10日,连续工作48小时的柯全寿,因极度劳累在养生院查房时昏倒在地,3月14日病逝。

　　柯全寿出殡那天,雅加达万人空巷。后来,印尼人民在养生院设立柯全寿半身铜像,铜像下用中印两种文字刻着:“他把一生献给病人,特别是一贫如洗的病人,并且引导和带动同仁们投入这个服务事业。”

　　1965年6月1日,养生院更名为胡沙达医院,1971年6月25日被雅加达市政府列为雅加达中心区第三公共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