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地名文化,就是重视我们的历史

　　——访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彬彬

　　“每一个地名都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化”,说起地名文化,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彬彬强调,“重视地名文化,就是重视我们的历史”。

　　“地名的故事·那些历史那些乡愁”系列报道近日在光明日报陆续刊发,地名文化引发专家学者的关注。地名文化应如何传承和保护?改名现象该怎样理性看待?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胡彬彬教授。

　　记者:您如何看待“地名文化”?

　　胡彬彬:“地名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实际上包括了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两个层面。地名语词揭示了地名的语源文化内涵,地名实体文化体现了其所指代实体的地理、历史和乡土等。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二者共同构成了地名文化的全貌。地名文化记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民族的变迁与融合、人们生活环境的发展变化,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

　　记者:我国的地名文化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胡彬彬: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每一个地名都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化。因此,我国的地名文化具有延续性、地域性和多元性三个显著特征。

　　历史地名作为一种文化遗存,与当地的民俗、传说、宗教信仰、历史人物等密切相关。以传统村落为例,其命名方式虽有不同,但都包含了深厚的文化。不少村落以最早迁居于此的始祖来命名,如岳阳的张谷英村、新乡的郭亮村。有的则与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如长治的八义村,汉代因“八义士谏赵”得名“八谏村”,宋太祖赵匡胤经此地赐改为八义村。浙江、广东、安徽等地的八卦村,则与村落呈八卦形的布局有关。其他的诸如乡镇、县市甚至包括省区的命名,也无不体现出深厚的文化感。

　　有一些地名则体现了其复杂的历史。例如,一些少数民族被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使其顺服,就在当地行政设立管理机构,重新命名。湖南省绥宁县始建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当时称莳竹县。那时,当地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不服归顺,朝廷数次派兵镇压。之后,崇宁二年(1103)更名绥宁县,寓“绥之以宁”之意,沿用至今。其他如安化、安顺、抚顺、绥化、怀柔、怀化等县市(区)一级的命名,都包含着这样一种历史。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于是,村落的名称就以聚居地主要姓氏来命名,如李庄、何家岭、张家铺等,以这些方式命名的村落遍布中华大地,其中有很多都流传到了今天。一些村落地名甚至扩大到了市一级,如石家庄、张家港等。但这种地名最开始是约定俗成的,稳定下来之后,才被官方直接采用。中国传统村落的地名一般都是这样形成的。它们是当地地理景观的记录、民俗心态的反映和地域文化的体现。了解这些地名,对于延续一村、一镇、一县,甚至国家的历史文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一些地方为了提高知名度,直接以本地的山川改名为县市名称,如大庸改为张家界、徽州改为黄山等。您如何看待这种改名现象?

　　胡彬彬:重视地名文化,就是重视我们的历史。我们认为,地名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的,但同一个地名,今天对应的地方与历史上对应的地方,可能都不一样,如果不明白这点,就容易导致一些问题。比如,史书上说曾国藩是湘乡人。湘乡这个地名自西汉时就有了,但一直在变化。仅1949年以来,就分别属益阳、邵阳、湘潭等市,但今天的曾国藩故居所在地都不在以上几个市,而在娄底双峰。有些不懂这些变化的,就会产生疑问,曾国藩是湘乡人,湘乡现在归湘潭管,为什么他的故居现在娄底了?

　　有些地名的更改,可能对于当地的发展是有利的,比如大庸改成张家界,张家界的知名度确实要高出大庸,这种改名无可厚非。但是也有些地方,由于缺乏对地名文化的认知,意识淡薄,在行政区划变更、城镇化建设以及文字改革等活动中,随意更改甚至废除历史悠久地名的现象确实时有发生,最后又被迫改回原来的地名。比如,1950年,襄阳改成襄樊,2010年又不得不改回襄阳。襄阳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地方,刘备在这里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奠定三分天下的局面。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这些唐代一流的大诗人都在这里写过诗。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帖子,说兰陵改成枣庄、汝南改成驻马店等这类改名是“古人有文化,今人毁文化”,虽然有点偏激,但代表了一部分人对于地名随意更改是反感的。

　　记者:您觉得当前我们应该怎样传承和保护地名文化?

　　胡彬彬:传承和保护地名文化,应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带动社会广泛参与。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地方各级建立专门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提高地名文化的保护效率。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对地名资源进行普查,通过社会调查、查阅史料、民间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搜集、深入调查。地名辞典的编撰,要重视沿海各地、边疆(特别是新疆、西藏等地区)省区、领海(不囿于南海)礁屿地名。这个事关国家领土完整,要特别引起重视。

　　第二,地名更改,要建立一个标准。在申报政府相关部门核准之前,要邀请专家论证,确保新地名的更改要有一定的文化含量,不能简单地使用一些数字及字母。另外,在使用一些名人的姓名给地方命名的时候,尤其要慎重,不能滥用,试想,如果眉山改名东坡市,耒阳改名蔡伦县,那会让人非常反感。

　　第三,整理好地名文化的内涵。比如,一个地名它有什么样的历史沿革,它包含怎样的文化内容,要加强整理。目前,网络及出版物都有一些类似的介绍,但不够系统。一些国家重大工程中,要征用很大面积的土地,工程完工后,都会换上新的名称,那么原来的那些地名,要有完整的档案资料。

　　第四,建立中国地名文化数据库,提高地名文化保护的水平。在数字化的今天,建立地名文化数据库非常有必要。将中国古今地名及当地文化概况特点进行数字化,这会对中国地名文化的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应编撰好《古今地名对照大全》。

　　(光明日报记者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