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等改革迟滞令人遗憾

　　环球时报:IMF、亚开行等机构已存在数十年,对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为什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邢予青:对现行框架进行改革并非易事,这涉及投票权重新划分的领导权之争。例如,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大约为130亿美元,与亚洲每年7500亿美元规模的需求相比是杯水车薪。成员增资可以提高亚开行的贷款能力,然而,亚开行最大的股东美国不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支持亚洲,美国国会也无法理解为何要出钱去支援拥有美国国债最多地区的基础建设;背负超过240%公共债务的日本政府也没有财力支持增资。成员国不成比例地增资一旦实现,就意味着对现有股东权利的稀释,这是美国和日本不愿意看到的。

　　几年前一名美国亚开行执行董事离任后,发表文章暗示亚开行的领导权应随着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力量的相对变化而转移,这曾让日本担心丢掉亚开行的领导权。现任美国籍亚开行执行董事、奥巴马总统的好友罗伯特·奥尔,上任前就表示美国对日本在亚开行的领导地位充满信心,给日本吃了颗定心丸。

　　史蒂文·达纳韦:IMF的改革迟滞令人遗憾。IMF的改革是将成员国的投票权与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比重挂钩,改革所遇到的根本问题就是那些可能因此在IMF失去影响力的国家的抵制,尤其是来自欧洲国家的阻力。就IMF内应体现更为公平的代表权,尽管欧洲人已经同意迈向此改革目标的第一步,并且美国政府也强烈支持IMF的改革,美国国会却拒绝为这一方案提供必要的审批——这阻止了改革的实施。亚投行的成立不大可能对当前IMF改革的僵局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太可能对IMF将来的议程产生重大影响。

　　环球时报:从全球金融大格局来看,中国倡导的亚投行的出现是不是在刺激和推动这一体系的变革和进步?

　　史蒂文·达纳韦:我并不确定亚投行可能会给世界银行或亚开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这3个机构能相互合作,亚洲地区将因可供支持发展的资金增多而受益。如果不能,亚开行的角色可能会变小,世界银行也可能会选择将其资源重新分配到其他地区——在这两种情况下,亚洲国家可能会发现它们可以寻求发展的资源不比从前。

　　包墨凯:在很多领域都会发生的一件事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下设立的机构或者银行,必须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当然,很多新组织会涌现,因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觉得现有组织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一些现有组织自身也会进行改变来适应新形势,这些都是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

　　我认为,亚投行很有可能对现有金融机构带来“鲶鱼效应”。如今亚投行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很大曝光度。英国加入一家由中国主导的亚洲银行这一事实本身就意义非凡,之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争相表态,意味着亚投行已赢得很多附加宣传效果。我觉得这一势头很好,我们将看到相关事务会以相当快的节奏发展。至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是否会随之提高,还需要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