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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铭侠:青春年华献给长江边的黄土地

2015-02-07 14:37:37  作者:满铭侠  来源:中国青年网
  

 从1974年3月下放至1978年初考上大学离开,满铭侠18岁至22岁的青春年华给了长江边这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她付出了汗水、辛劳和年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毅力,劳动技能和生活能力,还有战友间的真挚友谊。

 

  ■人物简介:

 

  满铭侠,1956年6月出生于合肥,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岳西县来榜公社,1973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合肥,1974年3月下放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四团四连,1977年底考上安徽农学院。毕业后在省丝绸公司做外贸业务,直至退休。

 

  来到长江边的建设兵团

 

  1974年3月18日,我和合肥二里街街道其他五男四女共十名青年一起下放到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四团四连”(几年后改为“国营华阳河农场五场四连”),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其实,这是我的第二次下放。第一次是1969年作为机关干部的父母下放到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我们全家随行,我当时读小学六年级。四年后,父母调回合肥,我作为高中毕业生又一次面临下放。

 

  我们团地处宿松县境内,12个连队沿着长江边一溜排开。向西和湖北的黄梅接壤,长江对面就是江西的九江市,晴好天气可以看到庐山。北面是龙感湖。老职工称这里是“安徽的西伯利亚”。

 

  我们兵团是部队建制:师、团、连、排、班。但和边疆建设兵团不同的是,这里只有团以上干部才是现役军人,并且全部不配武器。只有农业生产任务,并无国防责任。和农民又不同的是,我们的收入不是记工分,而是和工人一样拿固定工资。第一年是学徒工资,每月18元。第二年是20元,第三年是22元。除特殊情况,一般十天休息一天。一年有12天的探亲假。虽然是非军非农非工的三不像,但是能拿固定工资,自己养活自己,又是部队化管理,我很满意,家长也很放心。

 

  因为这里是沙土地,不能种水稻,主要就是种棉花。五月播种,九、十月份採棉,11月份收完棉秸秆。冬闲时挑湖堤,清河泥,修水利。和农村种双季稻,种麦子,“抢收抢种”一身水一身泥的辛苦相比,种棉花相对干净和轻松。特别是兵团有比较高的机械化水平,耕地、平整土地、播种等都是拖拉机完成。人工主要就是间苗,除草,打药,摘棉和拔棉秸。一望无际的平坦的田野,冬天一片黄土,春天棉苗一片青绿,秋天棉花一片银白……

 

  柔弱女子变身女汉子

 

  到连队后,我下放之前想象的穿军装、开拖拉机的愿景没能实现。

 

  我们团六连是机械连,这个连集中了团里的多数“高大上”的农机械,供全团统筹使用。每个连都有几辆拖拉机。我们连算小的,也有两辆。这俩拖拉机是连队的宝贝,挂个车厢,就能拉人拉货。挂个铧犁,就能翻地,挂个齿耙,就能平整土地。挂个播种箱就是播种机……连队有个机务班,拖拉机归他们使用和保管维修,能进机务班是每个年轻人的追求。我们这些新人特别是女知青是根本不可能进去的。

 

  连队一百多号人,有一个男知青排,一个女知青排。每个排又有两个班。我所在的二排一班,班长叫杨瑞芳,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知青宿舍是灰砖灰瓦,带走廊的平房,每间住四至五人。连队给每个知青配备的家具就是一张木床。那时候知青下放可以凭《下放证》买一个白板木箱子,被褥、四季衣服、鞋袜都靠这个箱子运到了连队。热水瓶、洗脸盆、毛巾等所有日常用品也都是自己带下去的。宿舍里的地面是泥土夯平的,连队给每个人发四根尖头的木头桩子,用斧子砸进地里,再把箱子垛在上面,就是各自的桌子了。

 

  我们到连队时正是冬季,所干的第一项农活就是修湖堤,这是一项重体力活。无论是抬大筐,还是挑簸箕、挖土,全都干不了。特别是那根抬杠,都有我的小臂粗,空筐压在肩上都很疼。老知青照顾我们,让我们从挑簸箕做起,先少少地装些土。结果,担子在肩上还是两头翘,走起来歪歪扭扭的。一个冬天干下来,肩膀压疼了、压肿了、压麻了,循环往复,肩膀习惯了,力气增加了,技巧掌握了,像我这样七十来斤重的瘦弱城里姑娘,也能挑起几十斤重的担子,忽悠悠地潇洒来去了。就是抬一百来斤的大土筐爬到高高的湖堤上也不怵了。

 

  很多人对下放知青抱有很大的同情,很多知青自己也觉得下放劳动是很苦的。我却对各种农活充满兴趣,就像在城里学打毛线,学缝纫机、自行车一样。每学会一样农活,都很有成就感。虽然我们是拿固定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但是我总是希望自己不落人后,就像学生时代考试一样。后来在间苗、除草、打药、摘棉、挑土等农活中都能干得很好。由于臂力不够,比较怵的是起河泥,还有就是挑棉花秸。因为扎棉花秸也需要很强的臂力 。

 

  印象中最苦的农活是在天寒地冻中清河泥。铁锹插入河泥中,就像被胶黏住了一样,要想把一锹烂泥铲起并扬送到河岸上,需要极强的臂力,女知青干这活最为吃亏。但那时候正值青春活力旺盛的时期,再加上兵团干活喜欢大张旗鼓,几里河堤总是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大家被鼓动得热血沸腾,竞相比赛,哪管天寒地冻。以后我也总相信:人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活,缺油少盐的伙食,让我饭量大增,一顿能吃半斤米饭或者两三个大馍。人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一下子胖了起来,体重也从七十多斤增加到了一百斤出头。田间的日晒风吹,也让我黄巴巴的小脸变得黑里透红。因为外形变化太大,一年后回家探亲,姐妹们到火车站接站,硬生生在眼面前漏过我。到家后看到我简直不敢认,连说:“你还是瘦些好看。”

 

  知识也是力量

 

  我是连队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的知青。虽然是生产连队,但是也需要能写写画画的人。特别在那个特殊时代,各连队都要“应景”组织开会学习,于是我受到了“重用”。下放的第二年我便做了记分员,兼任报道员、宣传员、图书室管理员。

 

  可别说,我写出的那些大批判文章和理论学习体会倒也像模像样,投给团部也总是能在大喇叭里播出。最搞笑的是,1976年8月团里成立了“函授大学”,我居然被聘为“马列哲学系”兼职教师。不过两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函授大学”一天也没开课就流产了。这个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滑稽。但因为写文章要关注时事,经常动笔,恢复高考后,我能有幸成为第一届大学生,高考时多亏了语文和政治两科拿了高分。不过这是后话了。

 

  当时连队食堂山墙上有一块水泥黑板。之前这块黑板只是出出通知,写写告示,我把它做成了板报。定期更换内容,紧跟形势,及时报道团里、连队的活动。板报前成了大家开饭前后聚集聊天的场所。

 

  我掌管的连队图书室,其实就是在我的寝室放了一个竹制的三层小书架。书架上只有可怜的几种书籍:《毛泽东选集》《十万个为什么》《金光大道》……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这几本书都要翻烂了。我特别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在田间休息时,就把里面的那些知识结合实际讲给战友们听。比如:为什么会打雷?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为什么要给棉花整枝间苗……大家都很喜欢听。

 

  由于我干农活肯下力气,脑力活干得也不错。因此在下放的几年中,我多次被评为“知识青年先进分子”,还光荣地出席了师、团“先代会”呢。

 

  激情岁月永难忘

 

  从1974年3月下放至1978年初考上大学后离开,我18岁至22岁的最好青春年华给了长江边这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我付出了汗水、辛劳和年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毅力、劳动技能和生活能力,还有战友间的真挚友谊。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但有些场景只要想起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春天里的夜晚,加班播种棉籽。我们站在拖拉机后面的棉籽箱的踏板上,微风拂面,送来泥土的味道。月光如水,无边的田野,连队的房屋安静地伏在远处。只有拖拉机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还是夜晚,我要走了。七八个知青战友们拉着架子车,走在通往团部的土路上,车上装着我的行李。那晚没有月光,只有几只手电筒照着前方。他们连夜把我和行李送到十几里外的团部,以搭上大清早去合肥的便车。为不耽误第二天上工,他们还得连夜赶回去。没有他们,我真不知如何把这些行李弄回去。

 

  难忘的还有那些人:上海知青中,勤奋好学的瘦高个子的周尊松,脑子灵活路子广的“萝卜头”蔡建明,调皮捣蛋的“猴子”,心灵手巧的杨瑞芳,总是看不起“外地人”的陈立新……合肥知青中,漂亮但稳重的陈义凤,圆圆脸总是笑呵呵的周桂珍,酒量特大,过年喝倒一众男知青的蚌埠女知青——“大车”的女儿小李。总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的芜湖女孩小王……

 

  这些人分别后就没有再联系。但是我知道他们中的少数人后来招工去了安纺和柴油机厂,其他的在知青大返城后,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乡,一个没留。这么多知青一下子走了,那片土地该是多么寂寞啊!“离开”是包括我在内的知青们的梦想,走的时候都是向前看不回头的。“离开了”则又对那片土地魂牵梦绕,频频回首回忆。人就是这么奇怪!

 

  重回故地

 

  去年国庆节,我终于回到阔别了36年的农场。这里的体制、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已经是家庭承包;由于种棉花人工成本太高,棉花面积大幅减少。有种黄豆的,种玉米的,还有种水稻的呢。当年一望无际棉田的壮观景象再也见不着了。

 

  虽然魂牵梦萦,但是走近了,情却怯。路上我问了一个路人,提到了当年机务班的秦毛林,他是老职工子女,他父亲老秦当年是我们女知青排排长。很巧,这人现在和他住前后排。于是骑着摩托车到一连的地块里找到了毛林。

 

  毛林听说有以前的知青回来找他,也是很意外。见到面,大家还是想起了对方,都十分高兴,可惜老秦已经去世了。意想不到的是,年近九旬的姜连长居然还健在,还住在老房子里,真让我高兴。我们赶紧一起回到了四连。

 

  姜连长还是那个样子,岁月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变化。但是如果不介绍,姜连长已经认不出面前的我了。是啊,我走时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回来时已经是年近六旬的退休妇女了。

 

  毛林带着我把四连到处走了一遍:女生宿舍不在了,只有一些砖瓦堆在原址上。毛林告诉我,那是1989年和1990年长江两次发大水,所有的房子都泡在了水里,只露出了屋顶,女生宿舍被泡倒了。

 

  食堂也没有了,大仓库还在,一些职工在忙着收黄豆。记得当年这间大仓库主要是储存籽棉的,刚采下的棉花先堆放在这里。采棉期过后再用拖拉机运到团部的轧花厂,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轧花厂加工成皮棉后调给哪家棉纺厂就是团部的事了。平时仓库又是大会堂,摆两张床甚至是临时招待所。

 

  毛林说,你要是过两年再来,整个四连都不在了。因为要搞“新农村建设”,西边这几个连队都要集中起来建房居住。原来连队都要拆了,复垦为田地。幸好!毛林还带我看了当年一到冬季就要来干活的龙感湖,看了当年赤脚下水清淤的那条河——湖水,河水依旧,我已不是当年的我了。

 

  临走时,毛林交给了我一个袋子,袋子里面是几个橘子和一张塑封的照片。毛林说是姜连长让他转交给我的。橘子是姜连长门前自己种的树上结的,照片则是姜连长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姜连长看着我,我一下子有种要流泪的感觉——再见了!我的连队;再见了!我的连长,我的战友;再见了!龙感湖,棉花,玉米……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责任编辑:林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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