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可以看成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桔林会谈”(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页),以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