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

　　抗战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