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速围观反腐败大数据 中国倡导引领反腐国际合作
为加强对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组织协调,2014年6月,在中央层面建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加大指挥协调力度,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八家成员单位协同作战,具体协调统筹工作由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
其中,中央纪委承担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纪检监察系统开展追逃追赃工作。
最高法负责制定审判工作中有关追逃追赃具体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司法文件,研究提出对遣返、引渡者的量刑意见和承诺。
最高检组织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核查、立案、调查取证,利用检务合作渠道开展海外资产追缴、异地起诉工作。
外交部则负责将追逃追赃工作纳入重要外交活动或对话机制,代表我国进行有关公约、条约的谈判。
公安部的主要职责是,对外逃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并运用全球警务合作网络,与重点国家警方开展追逃追赃情报交换和执法合作。
司法部负责向有关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监测、预警和调查工作。
归案人员自述外逃生活 悔不当初
随着国际反腐败合作力量的不断加大,腐败分子眼中的外逃目的地已不再是“避罪天堂”。幻想着“只要逃出国门,就可以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结果会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回国归案人员的真实自述。
王国强:极度恐惧无助 有病不能治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回国投案自首,并向纪检监察机关递交了自首书。
王国强:我今天很真诚地呈上我的自首书,我愿意接受组织审查,也愿意承担一切党纪国法应该我承担的责任。
王国强说,在美国,他一直处于极度的恐惧和无助当中,到处躲躲藏藏,有亲人不能联络,甚至有病也不能治。
李华波:很痛苦 很惶恐
2015年5月9日,潜逃新加坡4年之久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被遣返回国。从一名国家干部,沦落到骗取国家9400多万元的犯罪嫌疑人,从飞机上被押解下来后,李华波这样描述他潜逃新加坡的四年。
李华波:我晚上睡觉有时候子惊醒了,就觉得有公安(抓我)回去,有时候觉得在中国的牢房里,就是这样的天天是惶恐,确实是惶恐。从心里来说,害了自己,害了太太,害了子女。
张清曌:难以克服寂寞、孤独
2016年2月6日,远逃至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百名红通”第39号嫌犯付耀波和第41号嫌犯张清曌被同时抓获归案。逃亡的日子里,为了逃避追捕,付耀波和张清曌从一国逃往另一国,疲于奔命。
张清曌:在那边时候,其实每天都觉得心里挺空落落的,对于别人来说,对于社会来说,都没有价值。
张清曌说,他们出逃的那一年,自己的女儿只有十二岁。
张清曌:从开始走,我就是从锁上家门的时候,心里就特别难受,基本是走一道哭一道。感觉最难受就是精神上的寂寞和那种孤独感。
付耀波:连大米都吃不上
付耀波对记者说,他身体一向不好,有几种疾病缠身,缺医少药,再加上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逃亡的日子就是受罪。
付耀波:吃东西跟中国饮食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说,口比较壮的人在那吃东西也很差,只能自己做,而且物质还特别匮乏,想吃点中国大米几乎都很难。再一个就是医疗,我身体不好,没有本钱就哪也别去,跟家待着挺好。
对于付耀波来说,家中的父母、妻子也是逃亡路途中最大的牵挂。
付耀波:有几回在我们格林纳达这边的时间是白天的下午一点半到两点钟左右,在国内的时间不正好是下半夜一点半到两点吗,在那个时间段,我就看见我妻子那个围棋游戏号上线了,下半夜了还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因为我的事,我心里难受的程度没办法说。后来下半夜,就是我下午的时间,我都不敢看她下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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