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幼名培基，又名胡崇轩，祖籍江西省新建县，1903年5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乌石山麓。

　　胡也频的祖父胡寿林，原是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的一员，喜唱京剧，太平军瓦解后从江西带了一个“大吉升”戏班到福州，买下城内卖鸡弄巷子的房屋，安置戏班演员居住。胡也频的父亲胡廷玉任戏班管事，母亲胡官氏系家庭妇女，随胡也频的祖父一起迁入福州。胡也频常随母亲到处看戏，深受戏曲和古典小说故事的熏染，全家人的生活也随着戏班收人的起落而波动。胡也频小时候过继给伯父胡品沅为子。伯父早亡，伯母胡汤氏靠打发髻维持生活。

　　胡也频有4个弟弟，1个妹妹。1910年，祖父亲自送他到南后街杨国宾举人书斋读书。他勤奋好学，长进快。在书斋学作对子时，他完成得很出色，受到老师的称赞。在家里，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弟妹，平常也乐意帮助两个弟弟（老二、老四）学习。

　　1918年后，戏班在一次演戏中因武打失手出了人命，吃官司赔了大钱，以致家道中落，胡也频只好辍学，入祥慎金铺当学徒。

　　当学徒的第二年，有一天，店里发现黄金失窃，店老板竟诬赖是胡也频所为。胡也频气极了，索性趁着一次保管店里首饰之机，赌气取走店里金首饰4两多，连夜动身到上海，找到在上海开“小有天”闽菜馆的表叔，兑换了金首饰，考人浦东中学读书。“他做了一件英勇的事情，却对这事情的本身有怀疑”（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想做学生的愿望。

　　他在浦东中学学习了1年多，经济无继又返家不能，幸好得以借亲友的关系转赴天津，在免费的大沽口海军学校攻读机器制造。2年后，学校停办，他又辍学了。1923年冬，他流落到北京，报考公费学校未成功，为了糊口，住在公寓，帮公寓老板打杂，记账、算账、跑腿，什么都干，晚上还替老板的儿子补习功课。实在混不下去了，他投奔在山东烟台的结拜兄弟林钰庆，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他闲着没什么事干，一个人拿几本从北京借来的小说到海边去读。他常常面对广阔的海空思绪翻腾，回顾以往漂泊的生活，感慨万千。在朦胧中的思索有了些觉醒，认为要飞跃，要有所作为，不能这样整日无所事事地生活，因此他离开了烟台，再次返回北京。

　　1920年初期的北京，在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下成了一个学习城、文化城。那时，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经常登载一些名人的文章。与胡也频同公寓住的大学生们，经常谈论高尔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拜伦、鲁迅、海涅、契诃夫等人的著作。耳濡目染使胡也频蕴藏心中的文学之火渐渐点燃。他贪婪地读起外国作品来了。他无钱买书，就逛书摊，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够，忘记了饥饿和疲劳。

　　1924年，胡也频与原在大沽口海军学校的同学项拙以及新结识的荆有麟三人合编了一种刊物，就是当年12月9日创刊的《民众文艺周刊》，为《京报》副刊之一。由于文字上的来往，也和沈从文成了文章知己，得到了沈从文的帮助，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通讯。

　　同年，胡也频与丁玲在北京相识。1925年夏，丁玲返回湖南老家时，胡也频不顾一切追随到湖南长沙。丁玲在《漂泊者》中写道：“我也诧异这个我在北京刚刚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但使我们更诧异的是这个少年竟是孑然一身，除一套换洗衣裤褂外便什么也没有，连他坐来的人力车钱也是我们代付的。”他的痴狂、执着、真诚，使丁玲感受到一股纯朴之爱。正如丁玲所说：“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两人心心相印，终于结合到一起。

　　这年秋天，胡也频和丁玲来到了北京，住在西山碧云寺下的一个村子里。胡也频鼓励丁玲一起走向文学的天地，他俩靠微薄的稿费生活，虽然经常也靠借贷、典当度日，但仍十分乐观。

　　1922年到1925年间，胡也频回榕探母3次，母亲3次都为胡也频的远行费用发愁，只好将祖业房屋逐步分割典押，筹集旅费和行装。丁玲在《漂泊者》中说：“我在同他共同生活的几年中，我没见过他为钱、为缺衣少食、为个人前途而皱过眉、担过心或郁郁不乐。他总是不倦地读书、作诗、写文。”

　　1924年至1927年，胡也频迫于生活，不得不在各地漂泊。他习惯于痴呆坐，咬着手指，苦苦思索，边想边写。1925年2月2日《民众文艺周刊》第49号刊发杂论《雷峰塔倒掉的原因》。胡也频看后提出“愚民迷信挖砖，导致塔倒景毁”，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注意，鲁迅接着发表《再论雷峰塔倒掉的原因》，论点在鲁迅先生笔下得到升华，击中时弊，震撼文坛。当然，这阶段胡也频写了许多充满伤感情绪的诗、文，经常流露出困惑和迷茫。

　　当革命中心向南方转移时，上海正处于新书业兴起时期。《小说月报》和新月书店相继登载和发行了胡也频和丁玲的文章和书稿。于是，他俩于1928年春带着朦胧的希望双双由北京到了各种思潮荟萃之地的上海。这里虽然大革命失败的阴影尚在，但不灭的星星之火已在复燃。胡也频看到革命火种势将燎原，主动辞退了刚到上海时为维持生活而谋取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的编辑工作，甘愿抛弃优厚待遇。

　　在上海这段时间里，胡也频为了摆脱朦胧的困惑，不断寻找着新的精神支柱。当时中国文坛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促使胡也频阅读了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苏联文艺理论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胡也频靠卖稿为生，收入不稳定。他决定自筹资金，筹建小出版社，一来寻找维持生活来源，二来也出点好书。正好这时候，他父亲把变卖房屋的1000元钱送到上海给他做本钱。于是胡也频和丁玲邀请沈从文一起办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月刊。红黑出版社设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04号的一幢三层楼房里。胡也频除了写文章之外，所有事务，诸如跑印刷厂、校对、同书局商谈代销、收款等等，大都是他一人承担。1929年1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一期出版。刊物前后共出了7期，还出了七八本书。该出版社只存在半年多一点时间，留下一大笔债务倒闭了。胡也频于5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著名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为了偿还债务，胡也频只身到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不久丁玲也到了济南。在济南高中，他忙极了，天一亮，他的房间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找他。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丁玲看到胡也频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胡也频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一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他成了学校里最激烈的人物，深受学生的拥戴。然而，危险也接踵而至。校长向他透露了山东国民党当局要抓他的消息，并送来200元路费。他当夜就搭车去青岛，接着与丁玲一起到了上海，这时已是1930年5月。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出于对革命的向往，对文学的迷恋，胡也频和丁玲一到上海立即参加了“左联”，他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出席了苏维埃区域代表会。同时，他还当选为去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时，胡也频虽然更忙了，但他仍然挤时间完成他的又一部无产阶级代表作《光明在我们的面前》。同年11月，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兴奋、激动，他在寄给家中的相片背后，口授丁玲代表他写下：“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府才是我们的政府！”

　　胡也频在近7年的创作活动中写下了诗歌、戏剧、小说、杂论近100万字。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他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指出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满腔热情地讴歌革命的未来。他大胆主张：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参加了上海的一个秘密集会，由于叛徒告密，特务包围了会场，与会代表全部被捕。

　　在狱中，胡也频得知死亡已在眼前时，仍然谈笑自如地要求拿钱请理发师理发，他豁达乐观地说：“就义后给反动派拍起照来亦可威武一点。我就是做了鬼，对反动派也是不会放松的！”

　　2月7日，胡也频被国民党用机枪杀害于上海龙华，牺牲时年仅28岁。同时遇难的共有24人，其中胡也频和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被称为“左联五烈士”。鲁迅曾为他们写下专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和一首《七律·感怀》：“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满纸悲愤，寄托着对五烈士的哀悼。

　　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一文中，对胡也频作了精辟的评价：“是的，他为人民为革命而工作的时间是很短的，他可能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革命家，但他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烈士。”（叶建忠）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