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原名林笑幻，化名萧一秋、方生、老方、老黄，原籍福建省闽侯县螺洲，1914年9月27日出生于福州。

　　林立家庭贫苦，4岁时父亲病故，靠母亲和姐姐替人当保姆、洗衣及捡破烂维持生计。他在小学念书时十分勤奋好学，十二三岁已能粗略阅读普通书报。邻居郑太初早年参加革命，林立从他那里读到一些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林立14岁时迫于生活，只得弃学随姐姐、姐夫到台湾谋生。他姐夫在台湾高雄的“德州楼”菜馆当伙计，林立就在菜馆里打杂。当时台湾岛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之下，反帝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斗争此起彼伏。林立到台湾不久就秘密投身于当地爱国青年革命活动，充当交通员。他勇敢机智，传递秘密信件，散发宣传品，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一次，日本兵来搜查，林立机灵地转移了宣传品，使日本兵一无所获。九一八事变后，菜馆停业，林立随姐姐一起返回福州，在南台南星澡堂当店员，并画些广告贴补生活。

　　林立在社会上谋差糊口，在家更加勤奋学习，并练了一手好书法。他博览古今书籍，如饥似渴地追求革命真理。1938年至1939年间，林立先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福建战时民教指导员训练班和福建行政干部训练团国民师范师资班。“战教班”是以培养抗日宣传人员为主要目的，大部分学员有革命倾向，有许多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林立从中结识了不少进步同学，为日后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两个训练班结业后，林立先到长乐县任动员委员会书记长，后又到邵武任县公估局局长。1939年，经李铁介绍，林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闽东北各地进行秘密活动。1941年底，邵武县公估局撤销，成立粮食运销代办处。时中共福建省委派张翼到邵武城内建立联络站，林立便介绍张翼在代销处任职员，以掩护秘密活动。接着，林立又接待了进城活动的杨兰珍等。从此林立就在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1942年，由于斗争需要，省委决定在福州市内建立一个交通据点。林立教育全家人支持革命，共同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在城内鼓楼附近租下一间店屋，开了“小小商店”，由母亲、姐、妹共同管理，以此掩护革命活动。接着，他又在店附近租下2间楼房，以便更安全隐蔽地接待来往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曾镜冰、苏华、孙竹云、杨兰珍、庄征、张翼、高原、李青等先后到过这个交通据点，李铁也曾长住这里进行秘密工作。林立以他的机灵、勇敢保证了同志们的安全。

　　1943年春，中共福建省委在建阳太阳山举办第5期省委干校，参加学习的都是在白区工作的干部。林立也参加了学习，编为29号学员。

　　1943年11月，按照上级党组织关于福州再建立一个可靠的、便于城乡联络转移的据点的指示，林立争取了福州基督教会牧师谢东楼的支持，由谢东楼支持一笔美金，在福州南郊后坂乡开办了福州布蕴平农业初级中学。林立又通过国民党长乐县县长刘润世（地下党员），打通福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的上层关系，顺利地取得了办学的合法手续。后这所由林立亲自担任校长的学校成了党组织安全可靠的据点。

　　1944年秋，福州第二次沦陷。为了便于在日伪区开展工作，林立通过美打肥皂厂老板的关系，找到米业联营处经理郎哥官。郎哥官同情革命，住处比较偏僻，林立就在那里建立了据点。是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闽北中共福建省委驻地的“围剿”，省委组织山上的机关人员全部撤离。1945年1月，林立的妹妹奉命撤回福州，他们兄妹就利用这一据点活动达半年之久。这期间，林立与庄征等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学习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闽海人民解放同盟”及各种读书会，以后又发展了其中一批骨干分子入党。1945年夏，林立又按上级指示，邀请“战教班”同学集资创办织布厂，地点在苍霞洲美打道与垣昌埕之间，作为另一隐蔽据点，分别接待、掩护由山上下来的党组织的负责同志。

　　1945年6月，日军从福州撤退，省委派庄征到福州开展工作，林立与庄征直接联系。9月，闽江工委成立，林立任工委所属的闽侯县委书记。在他领导下，县委坚决贯彻省委“赤手起家、自力更生”“组织巩固、工作实在”的方针，出色地完成了“巩固福州，发展周围县，向空白点发展，坚持岗位，影响群众”等任务。

　　1946年，林立通过各种关系得以到福州市小桥小学担任校长，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小学教员生活极度困难、正在酝酿罢教。林立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请愿，使这一自发性的事件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性运动。林立还直接领导福建学院、省立图书馆党小组开展活动，先后组织学术研究会，校友会，趁寒、暑假开办补习所，借此向在校学生和失业失学青年宣传革命道理。

　　在开展革命活动中、林立广泛联系福州医务界、法律界、工商界、宗教界人士、对国民党党政军警中的一些人也做了许多统战工作。他派人参加三青团组织和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收集国民党内部重要情报，并结识了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有一次，省委电台出了故障。派人到福州设法修理，就是通过林立与这些技术人员的关系秘密办妥的，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以办学名义筹集资金，用这些资金购买药品、电讯器材、服装、日用品等送往游击区，他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了“白皮红心”的农协，开展“二五”减租宣传，在城门、高湖、石步、浚道、炉下、胪雷等乡村进行减租斗争，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先后成立了螺洲、桐口等乡村党支部，同时还开辟了东门横屿等地区的工作。仅1946年一年中、林立就在市区、郊区邻县开辟和创建了几十处据点和交通站。

　　由于林立工作成绩显著，1947年2月在闽侯县桐口龙山召开的闽江工委干部会议上，他被评为“工作模范”和“经济英雄”。

　　龙山会议后，组织上考虑到林立曾在福安县穆阳福安师范学校教过书，在进步师生中有较好的基础，为了加强闽东党组织的工作，便派他到闽东发展城工部组织。1947年3月间，林立与关平山（陈清官）、陈廷藩（谢斌）来到福安，和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原福安县委的阮伯祺等一道，组建了中共闽东工委，由林立任书记、阮伯祺任副书记，委员有关平山、陈廷藩、陈斯克等人。3月底，林立在福安城关召开有关人员开会，并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这次会上，还成立了中共福安工委。会后，林立与陈斯克、陈廷藩、张幼锐在霞浦、宁德、三都澳、福安等地积极活动，发展了闽东城工部的首批党员。林立又通过“战教班”同学、福安县三青团书记、参议员等统战关系，巧妙地利用当地国民党与三青团的矛盾，组织了一批同情革命的人士，在黄岐、柏柱、廉溪、穆洋、赛岐等地竞选国民党的乡、镇长。尤其是赛岐，地处福安、宁德的海陆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在当地竞选时林立亲自坐镇指挥，经过半个月的较量，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林立还组织闽东各县党支部着手建立革命武装。在林立的有效工作下，重新打开了闽中工作的局面。

　　1947年6月，林立经霞浦南乡下浒到城关指导工作时不幸被捕。国民党福建省长刘建绪派专艇将他从水路押解到福州，关押在道山路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监狱里。6月20日，林立的妹妹花钱贿赂看守后被允许探监，从而使林立与狱外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林立在狱中受审20多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编造口供，转移目标，说自己的关系在福州，同时抓紧时机做一位被抓壮丁在狱中供职的狱警的工作，托他将密信送到福安赛岐转给党组织，使福安的党组织得以安全撤离。

　　林立被捕后，经组织同意，决定进行越狱。他积极争取看守，替他们写书信，解“神笺”，给他们讲故事，与他们下棋，逐步摸清了狱中人员的底细，有选择地做了部分看守的工作。过了两三个月，一些看守已能自愿为林立传递情况，并将越狱用品送进狱中。

　　1947年12月21日晚，福州道山路一带停电，党组织派出孙道华、魏传竹等4人携枪在监狱附近接应。晚8时，林立在被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下，换上狱警服装，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从容通过三道栅门，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因与守在道山路口的接应同志错过，林立便直奔小桥总管巷郑太初家，并通过郑太初妻子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事后，他切身经历写了一本数万字的《反国特斗争记》，向组织汇报狱中斗争的经过。

　　林立越狱后，继续为革命努力工作。1948年4月间，闽浙赣省委宣布城工部为“反革命组织”，林立也被错杀于闽侯。1956年，闽侯县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葬排下烈士陵园。（刘润生）

　　（来源： 《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