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朝霞

　　（编者按：这是一篇与国内前沿学科音乐文学创作理论有关的专稿，作者是我省知名词作家、音乐文学理论前沿研究者。）

　　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战疫”主题的歌词成千上万，大量作品存在低水平重复、简单模仿、粗制滥造、概念化严重的问题，国内一些学者陆续发声，发布评论文章，我也接到专业杂志“战疫”歌词理论研究方向的约稿。显然，歌词的问题，不仅仅是几篇评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创作论的问题。“战疫”歌词的井喷式创作和存在的问题，是歌词创作和理论界长期痼疾的集中体现，反映出社会群体对“歌词”这一文体缺乏足够的认知，也让我们明白歌词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普及势在必行。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一直坚持歌词创作和研究25年，在极其缺少前人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孤独地求索。这25年来，我近乎放弃了其他文体的写作，专心耕耘在歌海词丛中，反复探索、推敲和验证，直到弄明白歌词这一文体的独有特性。后来，我陆续在国内多家报刊杂志撰写乐评和词论，也率先在福建的大学里开设音乐文学创作课程，讲授以歌词为主的音乐文学的创作理论和创作技法，一边实践一边总结，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观点，比如：什么是音乐文学；音乐文学的“音乐性”内涵；音乐文学“文学性”的节制性问题；音乐文学强烈的“对象感”特征；音乐文学的听觉审美特性；音乐文学可唱性的营造；民族、美声、通俗三种不同演唱技法对语言的不同要求，等等。这些观点的提出，能帮助人们把歌词还原成歌词本身，而不再是诗或其他文体。

　　正确认识什么是歌词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音乐创作者、理论研究者和大众。如果这个问题没搞清楚，文学创作者就很容易把歌词写得过于诗化或竭力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效果，也很容易一味往“个性”或“哲理深度”去靠，毕竟中国的文学传统非常崇尚“文以载道”，总想说点什么，承载什么，教化什么；抑或走向另一种极端，把文字排列工整，弄几句排比句似乎就成了歌词，所以公文体、广告体、新闻体和概念化的歌词比比皆是。而对大众来说，他们对这个文体就更不了解，以为懂了汉字就能写歌词，再加上新媒体蓬勃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想发什么就发什么，造成了这个文体更大的混乱，也造成了现在全民写歌词的“盛况”，歌词质量良莠不齐，认识陷于混乱。

　　业内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关注歌词创作的理论研究，但到目前为止，理论的进展依然有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是因为歌词这个文体是一门古老的新兴学科，虽然它贯穿了文学史，几千年来哪一个朝代都不缺歌谣的诗篇，但把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被提出是近一百多年才有的事，迄今缺乏时代普遍公认而有效的理论；二是它的理论研究的确一直严重滞后于创作实践，从古至今人们称歌词为“诗之余章”，谓作词人为“二、三流的诗人”，大抵是诗写得不咋样的人才去写词，这些观点完全站在诗歌的立场上评判新文体，张冠李戴，对学科独立性的认识可想而知；三是因为擅长感性创作的人，多不擅长于理性的逻辑思维，何况中国传统教育里一直缺少逻辑学的训练，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会写歌词的人理论素养不高，有些人时有感悟但也仅限于感悟，并没有把它上升到理性的、系统的认识，而善于理性思考的人却往往缺少歌词创作的大量实践，写出来的理论也不尽适用于创作，更不用说指导和引领创作了；四是歌词这种文体不仅跨学科，还跨专业，需要掌握多种的学科知识，才能把理论融会贯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凡此种种，都使歌词创作理论研究的道路沼泽密布，少人跋涉也在情理之中。

　　作者翁朝霞

　　二

　　我接触音乐文学的创作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刚考入厦门大学音乐学院，意气风发，不知天高地厚。入学写的一篇散文《梦中的月牙船》被班主任蒋立老师慧眼识中，要求我改写成歌词。为了弄清什么是歌词，有什么格式，我查遍了厦大图书馆，跑遍了新华书店，竟找不到一本实用的理论书籍。

　　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把这篇散文改写成歌词，还拿了个全国性的奖。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它让我想进一步知道歌词到底是什么。直拧的性格让我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了勇往直前的探究态度，一个问题没弄明白，就反复在我心里盘旋，夜不能寐。这些成了我坚持研究歌词的源动力。

　　对音乐文学创作论的第一次试水，是我洋洋洒洒三万多字的毕业论文《应歌之词与唐宋词体》。这个毕业论文选题惊动了老系主任周畅教授。教《西方音乐史》的他说，厦大音乐系建系历史上没有人敢写这样的选题，这需要文学和音乐的双学科知识。为了测试文学功底，他让我站起来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阐述论文构架。那节课后，我被允许写这个选题。这篇论文后来得了94分的高分，多年后福建省音协主席、福建师大音乐学院王耀华教授也打出95分的高分。

　　从厦大音乐文学专业毕业后，我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约14万字的歌词创作论，那个年代，所有稿件都是手写的。1995年起，我在家乡福建平潭城关中学教书，平潭是一座海岛，也是福建有名的贫困县，交通远没有现在便捷，艺术资料极其匮乏，加上教学任务繁重，我几乎没有时间写作，创作量锐减，理论研究也因此受阻。是的，理论从来不是空中楼阁，是建立在丰富的大量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2001年底，我调到福州，得以加入省、市音协，继续参与福建许多重大音乐创作活动。因为是学音乐出身，我对曲式结构非常了解，对哪些语言好唱哪些不好唱也比较了解，这给写歌词带来了很多便利。随着歌词越写越多，慢慢总结出一些规律。因为工作和创作的关系，我经常参加国内各种研讨活动，发现很多人总是搞不清什么是歌词，歌词有什么特点，也发现长期的歌词评奖中，人们经常在用文学的标准评价歌词，过分强调歌词的文学性（如创新、个性、哲理的深度开掘等），忽略和淡化了音乐性标准，对这一文学样式特殊性的研究极其匮乏。

　　作者（右）在闽东下党采风

　　以我的创作实践来看，每次创作，音乐和文学两种思维都是同时介入的。比如，当我拿到一个命题，我会先预想演唱者的性别和声音特点，决定写什么样的曲式结构，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力度、色彩来跟演唱者的音色相匹配，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同时，才考虑如何使歌词写得感人，让别人快速接受我的文字，马上入境，与我凝注的情思“同频共振”。根据这个创作顺序和逻辑，音乐介入所占的成分非常大，绝不仅仅是文学的评价方式和审美标准。

　　2001年到2012年，我创作了三四百首歌词，获了不少奖。我的歌词受到多位作曲家的欢迎，他们觉得不仅角度新，意境美，还特别富有音乐性，能带给他们新的音乐节奏和启发，促使他们创新。与不同作曲家、演唱家的经常合作和切磋，促使我不停地思考和分析歌词，倒推自己的创作思路，使自己发现问题，不断进步。

　　在全国及省市的专业歌曲创作的微信群中，我大量阅读和聆听同行的作品，快速分析歌词写作的长短、水平以及存在的问题，之后带着问题回到实践中，寻找解决方法。问题解决一个，我就离这个学科的规律又近了一步。

　　作者在闽北采风

　　三

　　2012年，我代表福建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词曲唱培训班，聆听了许多国内著名词作家的创作经验和感悟，对照思考自己的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实用性，方向进一步清晰了。2012年底我开始重续音乐文学创作论的写作，这一次写作加进了许多创作思考和案例分析。但我仍觉得不够通俗。

　　为了让理论更为实用，2014年，我决定在任教的福建江夏学院开设《音乐与文学》创作课，这在福建还没有先例。课一开就是五年，五年来，案头堆满了厚厚的、一摞又一摞的学生习作和我红笔标注的评语，这些实践使我对好歌词保持了敏锐的判断力。同期，我应邀担任《福建歌声》杂志的特约编辑，对大量作品的接触和专业活动的参与，使眼界变得更高。自然，悟到了不少新理论，又对我的创作论文稿作了多次修改。于是，一个通俗版的15万字创作论应运而生。但是，我依然让它“冬眠”，让它经受时间的检验。

　　从2016年起，我的多首作品陆续在全国比赛中获大奖，这不纯是运气，我认为是多年积淀的集中呈现。2019年5月，应福建省艺术馆之约，我为福建省第十五期合唱指挥与音乐创作培训班讲授歌词创作理论。主办方要求不要讲欣赏课，要讲实用创作技法，我把自己对音乐文学创作论的一部分深入思考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整天的创作课，后来被学员们评价为“颠覆思维的课程”，引起极其热烈的反响，很多人反映抓住了歌词创作的多处“要害”，说到了痛点。也许，这样的理论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吧。我也感到“此道不孤”，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领悟进入音乐文学天地的奥秘，灵动起舞。

　　作者在歌词创作讲座现场主讲

　　2019年12月，就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专著《从那扇窗口望见海——歌词理论与实用创作技法》的写作，并交付出版社。整整30万字，其中还选录了我近15年创作的168首歌词。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也便于老师们未来开课，并力求体例新颖，书的体式釆用了PPT提要的方式，在几首歌词前设置一个方框的词论提要（可板书用），每首歌词后均附创作感悟和词论速读。全书从歌词创作理论、曲式结构、歌唱创造、创作实用技法和文字创意等方面，分析讲解了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歌词的写作方法和实践。

　　巧的是，文稿杀青后一星期，12月31日，中国音乐文学学会“我群我歌”最后一期介绍了我新书中的三首作品。探索了二十多年，我的理论正在引起大家的关注。许多朋友还向我提出，希望这本书能兼做教材或教辅使用。

　　写完书的那一刻，我的心是轻松的，25年来，我的肩上总感觉沉甸甸的，因为负载着师长和朋友们的殷切希望。感谢一路陪我在音乐文学的天地内外跋涉、陪我哭过笑过的人们。2020年上半年，这部新书将跟读者见面，它是我前半生孜孜求索音乐文学创作理论自由王国的一个印记，哪怕它能给创作者一点点启发，我都会感到无比欣慰。

　　道是此歌非彼歌，只愿身为提灯人。愿所有前行者都不忘提灯，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更愿后来者大步超越前人的足迹，走向更加辽阔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