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10岁，正在村小学读四年级。课堂上，老师常给我们描绘，等我们这一代人长大后的美好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可是，我那时候，不仅没有见过电话，村子里连电都没有，家家户户都是用一个学生用过的废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照明。直到1982年我初中读完，家乡还没通上电。读初中时每天晚上上两节课的晚自习，教室里点着好几盏有玻璃罩的台灯，用的是煤油，油烟大。吸了油烟，上完自习后学生们两个鼻孔都黑黢黢的。

　　那时候，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写信，遇有特殊情况会发电报。一直到2000年之前，家乡那一带都还有“给信”的习俗。所谓“给信”，就是哪家“老”了人，即“白事”，一般这样的情况很紧急，外地距离远的直系亲属不能及时得到信息赶回来，主家就会安排一个人日夜兼程赶去送“口信”。白事中，知客先生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批送“口信”的人率先安排出去。1983年夏初，我的祖父病逝。在祖父病危之前一个月，父亲就给出嫁在邻县的小姑写了信，希望她能赶回来看看祖父，小姑一直没回（后来才知道她根本没收到信）。祖父去世，父亲当即在邮局给小姑拍了电报，又安排了一个送“口信”的人。去小姑家的交通很不便，要转四五次车，转的车中大多一天只一趟，时间上又凑不巧，送“口信”的是我一个叔，车不赶趟他就步行，第三天赶到小姑家，等他和小姑赶回来，天热，家乡风俗死去的人只能在家停三天，祖父已经“送”上山了。没能见上祖父最后一面，成了小姑最永远的遗憾。 我最开始接触到电话，是1990年参加工作后到了单位，单位有内部电话，号码是四位数，单位内部较容易接通，接外线则是两部有专人值守的电话，拨号前要先拨“0”。外线难接通，经常连市话都通不了，更别说长途。

　　1995年，单位里开始有人家里装固定电话，那时候家里装电话要初装费，一部2000元，还要排队，等不及的就四处托关系。家里有电话，很让人羡慕和骄傲。像块砖头似的“大哥大”也出现在市场上，一部上万元，一般百姓根本消费不起。 与“大哥大”同时出现的，还有雨后春笋般的各种寻呼台和寻呼机（又叫BP机或 叩机）。最开始是仅能显示呼叫方号码的数字机，逐步发展到有留言功能的中文机。年轻人的腰带上挂着一个BP机，BP机一响，赶紧找公用电话亭回电话，成了城市里的一道风景。

　　2000年，固定电话进入农村家庭，手机在城市逐渐增多。2002年，我买了第一台手机，是一部“西门子”，花了2000多元。揣着手机回老家，本想着回去“炫耀”一番，谁知老家大山没信号，手机用不成。 这以后手机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多品牌多功能的手机层出不穷，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成了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我换过的手机从最开始的“西门子”，到“夏新”、“波导”、“诺基亚”，又到智能机，有10多部了。

　　现在，几乎人人都有了手机，我家里的固定电话淘汰数年了。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我73岁的父亲都学会手机支付和上家族微信群了，他每天都要在群里发几条信息，和家人互动。我们在外地，他和母亲在四百公里外老家的生活状况，在微信群上也都能及时了解。逢周末，开车几小时就能回去看他们。从写信、拍电报、送“口信”，到信息高科技，蓦然回首四十年，我庆幸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