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古厝〉序》中提出：“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作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承办地，福州立足古厝特色，以“世遗大会”为契机，将福州古厝的影响力与城市发展机遇紧密结合。闽都古建筑是福州历史文化的实证，福州市委宣传部特别推出“喜迎世遗大会，走进闽都文化”系列报道，邀请福州本地专家学者讲述福州故事，传递闽都文化。今天推出第四篇，敬请持续关注。

　　《始于福州的两次粮食革命》

　　作者：曾筱霞

　　“八山一水一分田”，人们是这样形容福建的地理环境的，生动而贴切。

　　在面山环海的福建，不乏碧海青山，不缺山珍海味。

　　然而，可耕作土地的稀少所带来的粮食短缺一直是困扰这个备受山海恩宠区域发展的历史问题。

　　谁也料想不到就在这个全国耕地问题最突出的区域，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粮食革命，其爆发点就在福州。

　　一

　　当历史进入唐五代时期，长期的政局动荡让北方的耕地养活大量人口已经勉为其难，而且当时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单位面积产量也较低。虽然早在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遗址中便发现了稻谷，但原生稻种产量低，又不耐旱，颗粒干瘪，种植范围极小。中华大地被粮食产量所困，文明的发展受到束缚。

　　为了躲避战乱，大量人口涌入福建，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聪明的闽人很早就懂得通过贸易，凭借海外交通及水陆便利的优势,从江浙、江西甚至海外等地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粮食进口始终治标不治本，特别是在全国普遍粮食短缺的情况下，通过贸易获得粮食非常有限，不能保障民生必须的粮食持续可控的供应。

　　要么尽可能地开拓耕地，要么在有限的耕地中提升产量。这是内发性解决福建本土粮食问题的根本渠道。前者受到客观地理环境的限制，要实现根本性突破非常困难；反而是后者，成为闽人突围的目标：除了引进北方先进的劳动生产方式之外，寻找高产的作物品种成为闽人在“舟行四海、货通天下”商旅中自觉自发的“额外使命”。

　　到了五代末至北宋初年，福建商人在“占城”（今越南）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种优良稻种——“占城稻”。他们观察到这一盛产稻米的地区，农民耕作极为粗放，在土地上随意撒种，任其自然生长，既无灌溉设施，更无精心呵护，稻米产量不仅多，品质也相当稳定。难道仅仅是因为越南的水土好？或者说是稻种本身的生命力顽强？如果将这种水稻带回人多地少的家乡，是不是能够让家乡的人民吃上饱饭？于是这种良种水稻便跟着商人的海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福州。

　　由于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在哪个确切的时间通过何种方式将占城稻引入福建。我们只知道，占城稻只是当时闽人所引进不计其数的海外物种中，最为成功的尝试之一。

　　我国原有稻种，从插秧到成熟，要经过150天左右，秧苗在苗床还需要1个月。而占城稻因为耐旱且早熟，从苗床移植到稻田后，只需要百天就能收割，此后经过改良，成熟期更加缩短，最快五十几天就可以收成。一年可以“二熟”，在有些地方甚至是“三熟”，极大地提升了单位亩产量。更重要的是占城稻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而且耐旱耐涝，生命力非常顽强。

　　很快的，占城稻在福建地区迅速推广开来，使得福建的粮食紧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这一稻种引起了宋朝最高统治者宋真宗的重视，他先是以珍货从原产地占城获得了20石的稻种，在皇宫后苑中试种，组织皇室和官员参观。宋代僧人文莹撰《湘山野录》中记录了这一说法：“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湘山野录》写作于公元1068～1077的熙宁年间，距占城稻引进和推广时间不久，只约60年，有一定的可信性。很显然试种的结果，让宋真宗非常满意，秋收后他还特意宴请大臣品尝占城稻所炊制的米饭。《宋史·真宗本纪》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丁酉“出玉宸殿种占城稻示百官”。天禧二年（1018）冬十月庚子“御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天禧四年（1020）冬十月，又“召皇子、宋室、近臣玉宸殿观稻，赐宴”。还特意做了七言的《占城稻颂》来赞美这种海外良稻。宋真宗的所作所为，足见他对占城稻引进和推广工作的重视。气候学的研究表明，我国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旱涝变化，气候由公元900年前后的湿润多涝灾迅速转变为干旱多旱灾。特别是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也面临干旱的挑战。面临江南地区的旱情，宋高宗有意将占城稻作为应对天灾的有利武器。

　　占城稻虽好，然而是否有必要从占城以高价收买稻种呢？是否能就近取种？

　　庆幸的是，此时占城稻已经在福建的土地上顺利扎根。占城稻不择地而生的顽强生命力，加上闽人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种外来稻种得以蓬勃生长。福建已经打下了向全国推广占城稻的基础，只待统治者的一声号令。

　　于是宋真宗下令从福建取种推广到遭遇旱情的江、淮、两浙区域。《宋史·食货志》记载：“帝（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李时珍《本草纲目》卷２３的有关说法也表明了这一基本情况：“籼似粳而粒小，始自闽人得种子占城国，宋真宗遣使就闽取三万斛，分给诸道为种，故今各处皆有之。”

　　占城稻在唐末五代传入福建, 借助政府政策的春风很快地播撒在长江流域。随后在宋政府的主导下向北扩散,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主要地位的粮食作物,而伴随着地理环境不同,相继演化出繁多的新品种。所以,占城稻对长江流域稻作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北小麦，南水稻”——中国粮食作物的基本格局，正是从北宋自福建推广占城稻以来形成的。可以说，中国的稻作文明正是从占城稻的引进和推广开始而进入了新阶段。

　　除了长江流域之外，占城稻还广泛地种植在山东到广东、广西的大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为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福音，一度还作为古代中国地方政府出粮和入税的重要粮食品类。北宋年间，我国的气候经历了一个由涝转旱的演变过程，宋代对占城稻的引进可以看作是对气候转旱的一种有效应对。

　　这次农业革新意义非凡，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粮食革命。唐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大约5000万。而到了12世纪初北宋徽宗时期，中国人口超过了1亿。粮食和人口的增加，对于古代农业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国力的增强，文明的昌盛。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占城稻推广扭转了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人口北多南少的局面，国家的经济重心就从黄河流域过渡到了长江流域。

　　民间有一种说法：北宋咸平元年(998)，宋朝派遣使者到越南，旅居越南的福州华侨，向宋朝使者进献了占城稻的种子10石，带回福州试种，获高产。这种稻谷在宋朝被称为“黄占”，宋朝福州是全中国最早种植占城稻的城市。这种说法无法得到史料的佐证，但至少反映了福州在占城稻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早在汉代，福州东冶港便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当时交趾七郡，包括今越南、柬埔寨等地）交通往来的核心区域。《后汉书·郑弘传》记载，东汉建初八年(83)，“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说明当时交趾七郡向中央王朝贡献的路线是由海路在福州东冶港登陆，再经陆路转运到京都洛阳去。

　　福州港是中国和越南、柬埔寨等地往来交通的核心枢纽港，占城稻绝对有可能经由福州港进入八闽。成书于公元1182年的《淳熙三山志》作为南宋传世地方志佳作，翔实地记录福州当地地情。《淳熙三山志》对占城稻的记载是所有同类史书中最为具体的，它明确记载了占城稻还分为早、晚稻，早稻有六种，晚稻则有十种。不同的占城稻有不同的风味，适合不同区域的种植。可见当时福州人不仅广泛种植占城稻，而且对其品种进行了多样化的采集，在实践过程中对不同品种的占城稻的口感、生长习性、种植要求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观察研究。因此可以肯定，福州是占城稻最早进入中国并成功栽培的区域之一。

　　宋真宗下令从福建取种，然后分三路向江、淮、两浙区域推广。作为当时福建首府的福州，自然是这项指令执行中心。进行海外作物的推广绝非易事，光大中祥符五年（1012），政府就从福建一次取种(占城稻就达)三万斛。在古代，“一斛”相当于“一石”，1斛有10斗，1斗相当于现在的2升，3万斛相当于现在的60万升。还有另一种算法，宋代1石相当于120宋斤，约为现代的76公斤，三万斛则相当于现代的228万公斤。无论哪种算法，三万斛都是非常可观的数量。这么庞大数量的稻种，必须从福建各地征集，然后进行统一调配，把这些从八闽各地征集的稻种，分配交付给江淮、两浙地区的相关部门。除了征集稻种，福州官员还必须详细地记录占城稻的生长习性、种植方式，以便于其他地区农民的学习和传播。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对占城稻有着最详细记载的《淳熙三山志》。

　　来自福建各地的稻种在这里调配然后输往江淮、两浙区域；同样地，来自福建各地的占城稻试种经验在这里得到总结提升，经过整理后，输送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福州在占城稻的推广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州是中国第一次粮食革命的始发区。

　　占城稻的引入，对于福州人而言还有其他的重要意义。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占城稻的引进和栽种，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把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变成了可种耕地，有效地缓解包括福州在内的福建广大区域的粮食问题。福建人民，特别是福州、莆田、闽南一带的沿海人民，除了冒死出洋之外，还多了一种选择。农业，成为福州人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北宋崇宁三年(1104)，福州开始收取田税，福州田税占全福建赋税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二

　　占城稻所带来的“现世安好”，只是暂时性缓解了中国粮食问题。到了明朝中叶，随着人口的增长，缺土少粮的问题再一次制约中国历史的前行。

　　这时候，占城稻所带来的红利，基本上被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耗殆尽。要养活更多的人口，光靠小麦和水稻已经力不从心。为难关头，还是闽人再度挺身而出，他们不断地向异域进军，经商贸易的同时不放弃寻找能为饥荒黑幕带来曙光的新物种。

　　这一次，他们付出生命与鲜血的代价，从凶悍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盗取“生命之粮”。

　　陈振龙，生活在明万历年间的福州海商，和他的先辈一样，远离故土，来到当时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的吕宋岛（今菲律宾马尼拉）经商。

　　西班牙人占领了吕宋，他们通过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带来了南美的白银。他们用这些夺自南美人民的白银与中国海商（主要是福建商人）进行贸易，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

　　在福建被称为“番薯”的农作物，正是西班牙人掠夺南美白银的副产品。他们将原产于南美的红薯、马铃薯、玉米等作为压舱物，运到菲律宾。在菲律宾的土地上，这些南美作物蓬勃生长，成为当地人重要食物。

　　到这里的福建商人见到番薯容易繁殖而且产量大，想到了地少人多的家乡人经常处于饥荒的阴影之下，如果能将番薯带回故乡，是不是就能够解决故乡非常紧迫的粮食问题？

　　当时西班牙政府不允许红薯、玉米、马铃薯之类的作物出口，违者处死。

　　在陈振龙之前，不少闽商冒着生命危险期望将这些有可能缓解故乡饥荒的“生命之粮”偷运出吕宋，都无法顺利实现。

　　陈振龙经过深思熟虑，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躲过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层层搜查，渡海由漳州月港回国，后带回福州培植。

　　红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特别适应福建不太适合种植五谷杂粮的红土壤。就算是海边盐碱化严重的贫瘠沙地，红薯也能顽强地扎根并结出丰硕美味的根茎。

　　番薯在福州试种成功，适逢闽中大旱，五谷少收。远道而来生命力顽强的红薯在这次的灾荒中填饱了很多灾民的肚子。随后陈振龙促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红薯种植，目的是解决闽人缺粮问题。金学曾是一个有头脑的官僚。他一开始并不盲目相信地瓜的神奇，更担心在福建本土栽种不活。当下“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这才决定在全省推广种植。金学曾还在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书中对红薯的生长习性、传播路径、种植要求都做了详细的记载，是对红薯引进过程和种植经验的高度总结。

　　福建人感激金学曾对这种救命粮的大力推广，将这种原名为“朱薯”的食物改称为“金薯”；因其由外国引进，故又称“番薯”。道光年间(1821～1850)，何则贤等士绅在福州乌石山建先薯祠,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长乐陈振龙及其子孙。其后“先薯祠”废。1957年，福州市政府于“先薯祠”旁新建“先薯亭”，至今仍在。

　　福州作为最早试种番薯的地区，以福州为中心，番薯藤蔓延伸，覆盖了整个福建红土带。时人文献：“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

　　和占城稻一样，番薯最先在福建引种，然后再全国推广。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乾隆五十年六月（1711）庚寅谕军机大臣等：“闽省地方向产番薯一种，可充粮食，民间种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屡经被旱……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若以之播种豫省，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著传谕军勒浑，即将番薯藤种多行采取，并开明如何栽种浇灌之法，一并由驿迅速寄交毕沅，转饬被旱各属，晓谕民人依法栽种。”和占城稻一样，番薯在中国的推广也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

　　当紫红的番薯花在华夏大地上遍布开花之际，象征着中国第二次粮食革命的火种遍地点燃。

　　番薯的传入，改善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不择地而生的番薯，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而且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的土地，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的可耕地面积。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高粱等其他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不到百年的时间，番薯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

　　郭沫若曾颂扬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并非言过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台湾诗人黄化鲤就写了一首赞颂番薯的诗：“熊掌龙蹄并有名，匀匀禹甸种初成。自从海外传佳植，功用而今六谷争。”诗人将番薯与“熊掌龙蹄”并称，与农业“六谷”并列，足见对其高度肯定。

　　和番薯同时期自南美传入中国的作物，还包括马铃薯、玉米等。和“番薯”一样带有“番”字的海外物种还包括“番石榴”、“番茄”（西红柿）、“番葱头”（洋葱）、“番木瓜”（木瓜）等，它们往往是在明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带有“胡”字的物种（胡萝卜、胡桃、胡瓜等）则往往是在汉唐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化中，异域物种的命名往往暗示了其传播途径。

　　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南美作物，在华夏大地上扎根繁衍，推动了中国农业史上的第二次粮食革命，解决了制约中国人口发展的粮食问题，为中华帝国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不朽贡献。

　　引进新作物上，引爆两次古代中国粮食革命，福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让自己在生存的挑战面前获得了先机。

　　番薯和占城稻都是福建人从海外网罗进中国的作物，它理所当然成为福州人餐桌上的主食，而它所滋养的不仅仅是福州人的胃，更滋养了福州人的精神。

　　引进占城稻为福州人民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农业的发展为福州人带来更多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安定下来耕读，在农耕之余读书。五代后两宋福州经济文化的爆发式增长，某种程度上也与占城稻有关。“仓廪实而知礼节”，出没于风波无定的海洋，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被占城稻推动农耕文明的脚踏实地所中和，福州人的海洋性格也融入了更多来自农耕文明的平和与圆融。

　　而番薯的引进，是福州人再一次在饥荒面前强有力的自救。从蹈死不顾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盗取的不仅仅拯救炎黄子孙于水火之中的物种，更是一种不甘妥协、顽强进取的精神传承。包括福州在内的所有福建人对这种从海外带回国内的不起眼的作物情有独钟：自言从小吃地瓜（番薯别名）；自嘲自己的语音带有“地瓜腔”。番薯那种不择地而生的顽强生命力，与福建人四海为家、爱拼会赢的精神气质高度吻合。在无数的困境中，无数的福建人一边啃着地瓜，一边鼓励着自己，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驶向下一个成功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