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炼出的信仰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但却以中共组织及其成员为骨干力量，内部建有秘密的中共党支部，经陈毅批准，受新四军军部直接领导。

　　1938年8月，服务团开赴武汉，渴望尽快接上组织关系的尹峰通过了申请，在武昌蛇山上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姐姐卜甄告诉她，虽然年龄还不及18岁，但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情况特殊，服务团中没有共青团支部，组织决定破格吸收她，在党内对她进行教育培训。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尹峰回忆，“我面对党旗，向党表示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学习了党章后，她更是感觉“一下子又长大了几岁”，决心要“全方位隐蔽好党员的身份，执行党的抗日统战政策，克服一切困难，顽强战斗下去”。

　　在编辑团内的重要文宣阵地《战鼓》周刊时，尹峰和同志们不仅报道全国各抗日战场的形势，还不露痕迹地融入暗中学过的《论持久战》思想，驳斥“曲线救国”论，痛斥汉奸卖国言论，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号召枪口对外。

　　据尹峰和团员们后来的不完全统计，服务团在所到之处先后成立了妇女识字班、文化补习班20多个，共有约670人参加，组织起当地妇女儿童，形成了支援抗战前线的重要力量。

　　“在当时，工作女性是比较少的，女兵则更少，母亲她们那些年轻的女孩去参军、入党，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做贡献，当得起‘女中豪杰’。”伍严安说，“她们也是我们当代女性的榜样，鼓励我们要去奋斗，去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在母亲的影响下，南昌郊区之行的转年，19岁的伍严安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对于党的信仰，从新四军时期起就一直烙印在尹峰的岁月中。她的二儿子伍东安说，近年来，上了年纪的尹峰经常忘事，但是每个月总是会反复问子女：“我的党费交了吗？”

　　铿锵玫瑰的革命作风

　　在大儿子伍泰安心中，母亲最厉害之处就是她的“脚力”。“我们小时候走路常常喊累，母亲就会跟我们说：‘我们新四军出来的，都不怕走路’。”伍泰安回忆，“她把她的脚给我们看，就是因为走路走得伤痕累累。”

　　1940年底，战地服务团地下党支部迫于被渗透的压力，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撤出十九集团军，尹峰接到的任务是到延安去。尹峰回忆，“我当时听说后，高兴极了！”在此后近两年的万里跋涉中，“到延安去！”一直是支撑着她走下去的念想。

　　尹峰从江西出发，途经湖南、广西、贵州、重庆、河南、山西等地，其中自重庆后，由于形势严峻，为安全起见，改乘车为步行。原本就患有结核病的尹峰又感染上伤寒，就留在太行山的八路军野战医院养病，后又因病情过重被托付给当地一位贫农大娘，战友连棺材钱都帮她预备好了。在这里，她经历了两次反“扫荡”，在大娘的细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了健康。

　　1942年6月，尹峰终于随部队渡过了黄河。听到边区群众宏亮的歌声：“边区的太阳红又红，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她终于走到了延安。“天空特别明朗，我们个个轻松愉快。”尹峰回忆，“行军的疲劳一下子烟消云散！”

　　当尹峰报到时，接待的同志惊讶地说：“你怎么还活着？”原来，同志们以为尹峰病得太重，活不成了，已经缴销了她的身份。“是呀，我终于活过来了！”尹峰兴奋地答道。

　　在延安三年后，尹峰同丈夫转战华东，投身人民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成立后定居福建，在省妇联从事妇女儿童工作。在儿女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经常是从乡下调研回来没几天，就又下乡去了。

　　尹峰的丈夫是闽西老区龙岩人，土地革命时一直在当地战斗，夫妻俩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在龙岩工作过几年，对老区的乡亲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伍泰安也记得，小时候母亲对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忘本”。“就是‘不忘初心’的意思。”伍泰安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永远记得自己是革命战士的儿女，是闽西红土地的子孙。”

　　“共产党员，要坚定信仰，不忘初心。”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之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作为老新四军战士、老党员的尹峰老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