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安芋原驿古渡，这是怀安惟一保存下来的接官道。

怀安窑遗址

怀安窑址出土--青釉褐彩执壶

　　闽江边，怀安窑附近的渡口，是唐朝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之一。曾经参与怀安窑发掘和中日学者联合考证的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1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怀安窑是世界公认的遗址点之一，它代表了南朝至唐五代这段独特的时代链接，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日本“越窑系粗制品”产地在福州

　　1992年的一天，福建博物馆，日本学者山崎一雄、森本朝子、田中克子正在参观考察。展柜里的几件唐代瓷器，让他们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原来，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博多遗址、太宰府遗址、福冈市鸿儒馆遗址，陆续出土了一批中国青瓷。它们的产地始终是个谜，虽然与浙江越窑的瓷器很像，但胎质完全不同，瓷土中的石英含量很高，学者们只好暂且将它们命名为“越窑系粗制品”。

　　福建博物馆内陈列的唐代瓷器，来自1982年对福州怀安窑的一次发掘。它们与日本的这批“越窑系粗制品”极为相似，这个发现引起了日本专家的极大兴趣。中日学者经过共同研究考证，一致认定，“越窑系粗制品”中的大部分产自唐、五代时期的福州怀安窑。

　　不仅在日本，泰国、文莱、越南等国及海域沉船中也相继发现了福州怀安窑烧制的瓷器。怀安窑不仅见证了唐、五代时期福州与亚洲周边国家的海洋贸易，更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有力佐证。

　　32年前的一次抢救性发掘

　　过洪山桥，经上下店路，顺着闽江，往西北方向继续前行，穿过淮安大桥，在三环辅道旁的淮安村，记者找到了有1500年历史的怀安古窑址。

　　随着城市发展，多数淮安村民都已在几年前外迁。古窑址周边，除了在建项目和几座古厝，已鲜有人烟。山脚的芭蕉树下，两块文物保护碑格外醒目，一块是“福州市郊区文物保护单位”碑，一块是“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

　　在现场进行考古调查的福州市考古队队员告诉记者，怀安古窑址主要分布在石岊山南端，包括后门山堆积区、翁墓山堆积区和石岊山—顶坪岭堆积区，分布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先人之所以在这里烧窑，主要因为交通方便、瓷土丰富、靠近闽江取水方便。此外，山坡为建造龙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这么大的遗址是如何被发现，并保存至今的呢?郑国珍介绍，1959年，时任福建博物馆副馆长的林钊，在一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怀安古窑址。1982年夏天，一户农家在盖房时，在房基后头发现了文物。郑国珍赶到现场后发现，怀安窑的窑炉和一些瓷片堆积物已经裸露出来。他与时任福建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曾凡一起参与了这次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怀安窑鼎盛期持续了200多年

　　曾凡是研究福建陶瓷的老专家，他和郑国珍两人在这里一挖就是半年。虽然发掘的面积不大，只有74平方米，但收获颇丰，发现了南朝和唐代两个没有迭压关系的堆积层。郑国珍说：“我们分别找到了刻有‘大同三年’(南朝梁，537年)字样的垫柱残片和一块刻有‘贞元’(唐德宗，785年至805年)字样的垫柱片，确定了窑址的分期和断代。”这次发掘说明，怀安窑烧造的鼎盛期持续了200多年。

　　据介绍，此次出土的物品有1.5万余件，其中窑具占三分之二，器物占三分一。出土的南朝器物中，有盘、杯、碗、茶盏、菜坛、罐等日常生活用具，也有多足砚等文具，还有鐎斗、火盆等随葬明器。唐代堆积层位于南朝堆积层南面约5米，包括一处斜坡式龙窑窑床遗迹，出土的器物除继承南朝遗制外，还有长流注子、瓜棱形注子、五谷小罐、陶俑、狮子等。

　　在此后的一二十年里，日本、泰国、文莱、越南等地都出土了福州怀安窑的陶瓷器。这些发现验证了公元9至10世纪福州港以怀安窑产品输出，搭建起一条古代连接东北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瓷器)之路。

　　从1993年至今，市考古队对怀安窑址及周边地区的古建筑、古墓葬等进行了多次文物调查，摸清了窑址的分布范围。据介绍，窑址遗迹整体保存较好。

　　自1982年小面积的抢救性发掘后，文物部门未再对怀安窑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对此，郑国珍解释道：“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采集、文物出土保护、遗址复原等方面的技术在不断进步，我们希望把这片宝贵的遗址，留待后人更好地保护、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