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面临的现实难题

　　司法鉴定是办理野生动物案件的“必选题”，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

　　先托管还是先鉴定、送检还是请专家上门鉴定以及鉴定的野生动物品种和数量、动物死因鉴定等等，都是一个个现实难题。

　　依据属地管辖原则，涉案野生动物的鉴定一般由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直接查扣后进行。出于固定证据的考虑，公安机关查获动物之后一般是先鉴定再托管，但从查扣到鉴定结果出来需要一个过程，动物因受惊吓或工作人员照管不当等多种原因，极有可能死亡。若先托管再鉴定，一方面托管单位难找，另一方面因同类动物个体差别较小，经救护组织混养后很难排除证据瑕疵。“应当在完成证物功能后，这些动物才进入救护程序，由救护组织来管理。就鉴定来说，我们通常将罚没的所有动物运送至鉴定机构现场鉴定，这样能一次性把证据固定下来。”苏州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顾雪龙说。

　　对难饲养的动物，就必须先去找托管单位。“谁先谁后不能去明确规范，但必须以动物安全为核心灵活安排。”顾雪龙表示。

　　鉴定的第二个难题是送检方式：是实体运输、拍摄照片视频，还是请专家上门。据了解，动物品类鉴定必须有严格的资质准入，鉴定机构和专家数量较少。江苏省内仅有两家具备鉴定动物类别资质的机构，分别是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两家机构都在南京。“如果所有案件都需要专家上门，不太现实。”王安说。

　　姑苏区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吴霞两年前办理过一起非法狩猎案，嫌疑人以网套方式捕捉青蛙125只并置于网袋中。案发时值7月，承办人用警车运送青蛙赴南京鉴定，特地将网袋放在车厢内，开足空调。即便如此，途中青蛙死亡近百只。“这个案件罚没的是黑斑侧褶蛙和金线侧褶蛙，侦查机关也想走简略鉴定程序，但照片和视频鉴定在庭审中存在不确定因素，当面鉴定是目前最靠谱的办法。”吴霞说。

　　“远途送至鉴定机构进行现场鉴定的过程中，人力物力耗损、动物应激反应以及成为疫源的概率均大大增加。”王安说。

　　于是也有邀请鉴定人员上门鉴定的情况。比如黄庆、何力案中，涉及蜥蜴35条、蟒蛇4条、巨蜥2条、猴子4只、长臂猿2只、海龟4只、小熊猫2只、灰鹦鹉2只……这批国家保护动物数量多、品类杂、保护级别都很高，如果要把这批动物运送到中心鉴定，发生应激反应的可能性很大。后来，专家答应上门鉴定。

　　同类动物的识别问题，是鉴定难题的“题眼”。它们个体外观往往差异不大，仅凭照片或视频难以判断“此鸟非彼鸟”“此猴非彼猴”，司法实践中对活体野生动物的照片、视频及随机抽样鉴定的有效性认定不一。

　　2019年10月21日下午，犯罪嫌疑人许成利用诱鸟器和捕鸟网当工具，捕捉到21只野鸟。携鸟返家途中，他被民警发现，人赃俱获。民警将鸟的照片发至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中心表示，“鸟类比较特殊，图片或视频易出现羽毛色差及嘴、爪细节特征不清，建议送检”。根据许成介绍的养鸟经验，民警将它们安置在鸟笼内，并给鸟笼盖上黑布。然而，因不适合笼养，鸟当日就开始陆续死亡。第二天，民警将鸟运至鉴定中心后，发现鸟已全部死亡。

　　在2017年引发网民热议的深圳鹦鹉案中，二审时律师就曾针对鉴定结果有效性提出质疑。案发后，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将罚没鹦鹉送往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托管，其后鹦鹉被分类混养后调出进行司法鉴定，辩护人认为被鉴定的鹦鹉存在极大混淆可能。“这里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动物被送去托管混养后，你能证明被鉴定的个体还是送进去的那一个吗？真的很难。”顾雪龙说。

　　罚没动物死因鉴定也很复杂。罚没动物死亡常是多因一果，捕捉、运输、罚没、托管均可能造成应激死亡，也不排除动物本身存在慢性疾病、饲养不当或不适合人工饲养等。若死亡原因无法说清，被告人是否应对动物死亡承担责任就值得商榷。在上文提到的小熊猫案庭前会议中，辩护人对其死因提出质疑，认为被告对此不应负直接责任。郑佳俊出具的解剖人员笔录作为证人证言被法庭采信，法院认为“被告人应对动物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该案中还存在一个困惑——解剖人员并不具备司法鉴定人资格，他的分析意见是否具有证据效力？死因鉴定需要解剖才能完成，专程找专家来进行，在操作上是否现实？郑佳俊说，“虽然这个案件中解剖人员分析意见被采纳，但毕竟是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