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长三角地区高校本硕博毕业生、社会人才等在对接会现场咨询招聘信息。 鲁毅 摄

　　分配

　　1984年，中国恢复高考第8年，廖萍一边放牛一边学习考上了贵州医学院。她真切地体会了“知识改变命运”，当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贵阳当地一家医院知名的主任医师。

　　毕业后，廖萍和男友通过“统招”分配方式选择到同一个地方就业，廖萍选择了医院，男友则分配到了免疫站。

　　所谓的“分配”是1981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原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即对毕业生的分配确定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抽成调剂，分级安排’的办法”。

　　实际上，除了地方上的选择，工作的好坏也是当时许多学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庭的心愿。

　　什么叫好单位？有学者表示：“那时，人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或服务业。”

　　1989年，邹有华的三弟邹有信高中毕业考上了当地一家师范学院，3年学成后通过定向分配，到了离家50公里的镇上当小学老师，一个月工资68元，彼时大哥邹有华接班父亲的岗位已经6年之久，工资是新人教师的两倍左右。

　　与此同时，邹有信的同学林惠仪以统招形式，选择了自家镇上的小学入职。

　　1999年以后，邹有信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根据当时的要求，小学教师评级、退休凭职称有学历要求。”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邹有信和同龄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推动人才流动、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这种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1996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但直到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终成往事。

　　此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跳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