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路

　　“邀请这群大妈，一起去对方家里坐着，一般两三天钱就能讨要回来。”据新京报报道，河南商丘活跃着一群效率奇高的“热心大妈”，债务纠纷有她们、工程纠纷有她们、医疗事故处理也有她们。她们受人雇用，采取辱骂、恐吓、殴打、损毁财物、占用公私财物等手段，直至对方不堪其扰，息事宁人。

　　2017年7月5日，这个“大妈团”的14名主要成员被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大妈团既非执法部门也非事件当事人，自然是没有权力介入别人的纠纷之中的。但这个事的蹊跷之处也就在这里，按说，欠债不还有法律管着，关大妈什么事呢？大妈们用非法手段讨债，也有法律管着，辱骂、恐吓、殴打、损毁财物、占用公私财物都是可以直接报警处理的，怎么还能屡屡得逞呢？

　　一个正常逻辑难以理解的事情，换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了。讨债大妈团和老赖，玩的是同一个套路。欠债不还者，为什么能逼得债主们无可奈何，用的无非是赖的办法，能拖一天是一天，拖过初一拖十五，民间戏称“欠钱的是爷，借钱的是孙子”，正是这种窘境的真实写照。而大妈团屡屡得逞，用的同样也是赖的办法，只不过，欠债者玩的是失踪，而大妈们用的则是盯人战术。她们很闲，无所事事，管顿饭的报酬都能让她们充满战斗激情。她们可以不顾脸面、不计后果，退休了，社保金按时入账，除了法律、亲情、友情，一般的社会关系基本上对她们失去了约束力。她们还特别“脆弱”，一言不合，轻轻推一下，就可能“倒地不起”。

　　对付一个老赖，走司法程序，拖沓冗长，耗时耗力，还未必会有一个好结果，有的时候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地看人脸色。让老赖上黑名单，限制高消费无法阻挡老赖们赖账的“恒心”，而找大妈团则恰恰相反。法律有繁文缛节，她们则直接切入欠债者的工作生活，让你避无可避、逃无可逃。骂骂不过她们，也没她们的耐心和精力，想动粗，对一群上了年纪、“老弱病残”的人而言，这几乎是自找麻烦。法律要走程序，要文明执法，她们则无需顾忌这些东西。法律有很长的周期，她们则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问题。

　　大妈团就像苍蝇蚊虫，循着味精确地找到了社会需求，把握住了社会弱点，找到了自己发挥余热的地方。如果不反思她们存在的由来，光靠打击来制止这样的行为，对大妈团产生原因的理解就不是完整的。

　　法律应该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守护神。当公权力力所不及时，势必会产生一些私权力僭越的空间，职业医闹是这么产生的，大妈团也是这么产生的，湖南等地一度横行的“地下出警队”也是这么产生的。欠债不还者，法律应该为债主撑起腰来，该查的财产查清楚，该执行的判决毫不含糊地执行，也就不存在大妈团的生存空间；一些医疗纠纷、劳工纠纷，如果法律解决的渠道有足够的公信力，犯不着找大妈团惹事生非。同样的，大妈团之所以能得逞，也是因为法律某种程度上对年龄网开了一面，如果法律是铁面无私、不因人而异的，那么大妈们采取非法手段之初，就得到制止，也就不会有了后面声势壮观的“大妈团”。

　　大妈团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单纯地没事找事做，帮忙凑热闹，发展到有一定组织一定规模的涉黑团体，给社会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