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银监会明令禁止的“存贷挂钩”仍存在于一些小银行，并隐藏在“存款积分制”等花样中。与此同时，一些资金掮客及中介利用小银行的“揽储难”和小企业主的“贷款难”，为双方牵线搭桥，变相提高了客户贷款成本，也变相为银行高息揽储。在利率市场化下原应由银行掌握的定价权亦因此旁落。

　　一家小银行内部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利率自由的情况下，小银行与大行竞争可取的策略是：第一，以较高的存款利率吸引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以弥补缺乏大企业客户及网点较少的短板;第二，以较高的贷款定价匹配无法在大银行获得贷款资源的小企业的授信风险，并以此冲抵高昂存款成本，获得稳定息差。“但现在的问题是，存款上浮幅度仍然受限，小银行又不敢‘一浮到顶’，违反‘七不准’禁令。因此，有些时候只得做些‘变通’。而其实，这些‘变通’在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会自动消失的。”

　　稠州银行揽存放贷“母子档”

　　母亲和申请贷款的企业签下协助办理银行融资的居间服务合同，收取相当于贷款额度6%的“服务费”和替银行买存款费的“贴息费”;儿子随后以银行业务员的公职身份前往企业进行贷前审查，跟进贷款流程。这样的“母子档”故事正发生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的员工蒋某和其母夏某身上。

　　已与夏某签下合同的一家贸易公司总经理近日告诉本报，在其无法提供任何抵、质押物的情况下，夏某对其称仍可“利用和各家银行的关系”办出1000万贷款，前提仅为由该公司在同业中找一家有几千万注册资本的贸易公司作为互相担保方，并在操办过程中支付夏某为银行“买存款”的贴息费用。

　　本报获得的居间合同显示，该贸易公司需在贷款办理前向夏某支付2万元定金作为“诚意金”，并在贷款到账后再行支付相当于一年期贷款总额3%的“服务费”。而根据与夏某的口头协定，该公司还需在申请贷款过程中再行支付相当于贷款额度3%的委托存款“贴息费”。以此计算，若成功获贷1000万，除了支付银行正常的贷款利息外，该公司另需支付成本62万。

　　“‘服务费’是用来和银行打理关系的，‘贴息费’是用来‘买’存款存进合作银行的。银行贷款前，会考察客户能否带来存款。”上述总经理向本报转述了夏某告诉他的收费用途。

　　该总经理表示，在上述贸易公司交完首笔2万元定金后，夏某之子蒋某和稠州银行另一名业务员一同来公司做了初审情况调查。

　　不过，即便有夏某充当掮客为稠州银行以贴息揽储的“好处”介绍贷款，且有家人担当业务主办，该行的基层“双签”和贷前审查并未因此放松。

　　蒋某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承认其曾接触过该贷款企业，并收取了贷款报审材料。但他表示，该公司不符合稠州银行授信要求，“材料已经退回”。

　　本报记者以需办贷款为由致电夏某时，夏某表示：“可以办理纯信用贷款，几千万都做得下来。”她称，除了稠州银行，也有别的银行关系，可以“每个银行都办一笔”。

　　“这一母子组合，实则组合出了小银行市场化的利率。”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本报分析，这一案例里，贷款方的实际融资成本被暗中推高，而存款方则可获得贴息，提高存款利率。但在现行存贷利率仍受管制的情况下，银行如此操作属于违规，因此原本属于银行的定价权旁落至一些“中介公司”和资金掮客，他们乘虚而入，赚取灰色利益。

　　“存贷挂钩”的逻辑与花样

　　“我们银行有根据客户的存款基数决定首贷和续贷额度的模式，如果客户自己没有存款，但能主动从亲戚朋友那里拉存款来也是可以的。”稠州银行一名客户经理对本报称，由于小银行本身缺乏存款的竞争力，因此提高存款利息甚至“贴息”揽储，以及各种靠贷款业务“换取”存款的做法并不罕见，也不止该行一家。

　　但在当下监管趋严的态势下，他表示，确实有个别基层客户经理“默认”与外部“中介机构”或资金掮客的合作，由第三方与客户交涉，银行员工则退到幕后，以此增加隐蔽性。

　　根据银率网去年3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由于商业银行存款流失严重，负债压力加大，“存贷挂钩”已成为吸存的重要手段。“申请贷款的客户不仅要支付首付款，还被要求再存入一定的存款才能获得贷款，有过此种遭遇的用户占到总贷款人数的21.22%。”

　　在银行的暗地操作中，“存贷挂钩”有多种做法，但稠州银行与另两家来自浙江台州的小型城商行的做法已经形成了独特模式，与其他银行有所不同。据数名来自这些银行的内部人士透露，这种模式可归纳为“存款积分制”，即依托企业日均存款的基数换算其贷款(含续贷)的额度，其逻辑是“以存量贷”。也因为这些银行体量及存贷模式接近，银行间有着较大的客户经理流动性。

　　具体如何“以存量贷”?上述稠州银行客户经理介绍称，在该行源自浙江一带较早的做法中，制定贷款额度前需先考量客户此前3个月至半年的存款状况，并将平均季度存款利息额折算为贷款基数，再以贷款基数的10%作为基准授信额度，其中新客户的授信额度在基准上减半。比如某客户的存款季度利息为2000元，则其贷款基数为2000，可获得贷款额度200万;若其为新贷款客户，则贷款额度调降为100万。

　　但在各地分支机构的实际操作中，“就简化为对客户的日均存款量有一定要求，也推高了存款额度标准。” 上述稠州银行客户经理说，在他操作过的业务中，“客户要是能从亲戚朋友那里拉来500万存款存着不动，我们就至少给他500万贷款额度，500万部分的贷款利率可以优惠。”

　　另一家来自台州的城商行人士则对本报称，该行还有着一套计算客户“存款积分”的系统。“第一年贷款成功后，第二年要续贷，就要以上一年的存款贡献获得足够的积分。”据其观察，相比首贷，客户对续贷的要求往往更急迫，因此就“不得不自觉为银行揽储累积分，或是不得不将部分贷款转为存款”。

　　有意思的是，这家城商行在月末、季末等市场上资金紧俏时期还会推出一些诸如“积分翻倍累积”的活动。“很多客户为了积分，会把亲戚朋友的钱借来存我们银行，帮我们冲了时点数。”上述城商行人士说。

　　小银行热望利率市场化

　　在“母子档”案例中，贷款客户不能提供存款，因此需要为贷款付出额外成本由掮客代为“贴息”买存款;在“以存量贷”的逻辑里，必须先为银行带来存款，才可能获得相对低息的贷款。这两种操作中，存、贷款的实际成本前者高、后者低，但其实际利差却接近。在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和被管制的利率水平下，一些小银行游走于监管灰色地带，寻找差异化营销之路。借贷款资源换取存款是上述案例的共通手法。

　　北方一家城商行高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上述案例的实质为：银行转嫁高息揽储成本给贷款客户，以平价贷款换取平价存款。他建议对此一分为二地看待。

　　“一方面，小银行天生缺乏大客户，也没有类似公积金、社保基金等指定性存款，网点和知名度不及大型银行也造成其难以吸引居民储蓄。因此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且存贷比考核相同的情况下，不得不借助差异化手段，以及稀缺的贷款资源拉动负债类业务，他们愿意付出的存款成本也往往高于大型银行。”上述城商行高层说。

　　从稠州银行的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定价亦可略见一斑。该行最新一期158日期限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2%，比大银行同期限产品普遍高出逾1个百分点。

　　一家小银行内部人士亦对本报称，利率市场化程度仍不高，但小银行在与大行竞争中所期望的定位其实是：相对高利率的存款定价，以及能保证利差的相对高利率贷款。目前，通过提升存款利率吸引存款的空间仍非常有限，而在监管“不准一浮到顶”的规定面前，小银行也不敢开出上浮比例过高的贷款价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操作中出现各种吸存和转嫁成本的手段。“如果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了，我们便可正大光明地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揽储了。”

　　上述城商行高层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佐证小银行对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期待。去年6月7日晚间，全国140多家城商行的一把手都在成都出席城商行年会，此时央行宣布自次日起不对称降息。在董事长、行长不在办公室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小银行都通过内部快速决策在次日第一时间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相比之下，其余最终也上浮利率的大银行却沟通研究了好几轮。

　　但另一方面，上述城商行高层也表示，小银行的差异化营销不等于要违规操作，高息揽储会破坏金融秩序，转嫁成本给贷款人会加重企业负担，而“存贷挂钩”则违反了银监会“七不准”要求。

　　去年2月，银监会公布了《中国银监会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并对贷款定价提出了七项禁止性规定。“协商约定将部分贷款转为存款”、“以存款作为审批和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等被明令禁止。

　　浙江一带小银行曾自诩“存贷挂钩”为其模式创新，但在银监会的重拳整治后，业内人士对此变得讳莫如深。虽然借贷款资源换取存款的实际操作逻辑并未改变，但“在上头检查时，我们现在把这种模式解读为‘现金流测评’，因为只有客户先存款，我们才能了解客户资金流动情况，对企业经营实施监测”。上述台州一家城商行人士说，“事实上，我们对客户的日均存款的要求超过了正常贷款的派生存款比例，而且对于客户在其他银行存款的证明，我们是不会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