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峰，原名马泽祥，号一山，1909年1月24日生于福建省福安县溪柄马厝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马四弟和母亲黄氏在贫病交迫中相继离开人世，他和两个妹妹被朴实善良的伯父马三弟收留抚养。童年的劫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伯父家里仅靠种田和摆点小摊维持生活，家道十分贫寒。为了给这个家庭减轻一点负担，马立峰7岁就上山砍柴，稍长便跟堂兄下地劳动。马立峰聪明伶俐，伯父克勤克俭送他进了村塾，后又向地主借债，送他上学。在学校里，他以敦厚的品行和良好的学业赢得了师长们的赞赏。

　　高小毕业后，他肩挑行李，翻山越岭，到英国基督教会创办的霞浦作元学校念初中。在这里，学校对中国学生免费，但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信奉基督教。马立峰对校方强制学生信教极为不满，带头起来反对，因而受到英国校长和牧师的处罚。一年后，他在愤懑情绪和反抗思想的支配下，愤然走出校门。

　　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在省内外读书的福安籍学生利用假期返籍的机会，带回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籍杂志，公开或半公开地在青年中传阅。处于彷徨和苦闷中的马立峰阅读了这些材料，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

　　1927年初，福安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筹备会。2月，北伐军的一支队伍路经闽东，带来了北伐战争顺利进展的消息。马立峰为之欢欣鼓舞，并立即投身于进步青年的斗争行列，走上街头张贴红色标语，参加各种集会。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福安豪绅头目陈王基纠集反动势力大肆镇压革命力量。马立峰和许多左派青年被迫离开闽东，来到福州。他住在福安会馆，一边以雕刻印章、代写书信维持生活，一边联络来往于会馆的进步青年学生，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28年春，他和陈铁民、郭文焕等福安青年先后在福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这年夏天，他们三人接受组织派遣，回到福安，在城关明伦堂创办了暑期平民识字学校，传播革命道理，并且深入到城关、阳头两地，在贫苦群众中秘密发展了一批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特别是福安契税大蠹邹念轩包揽了南区溪北洋的一切税务，任意盘剥农民。马立峰决定从抗税斗争入手，引发埋藏在群众心底的怒火，以便扩大革命影响。一天，他得到邹念轩带领几个税棍在王家洋征收税金的消息，便在溪柄一带发动了200多个农民，高喊着：“打倒邹念轩！”冲向王家洋，把这批税棍围住痛打。接着又率众把邹念轩等人捆了起来，押进城关示威请愿。县长慑于众怒，不敢发作，只好溜之大吉。马立峰领导的这场抗税斗争轰动了全县，唤醒了饥寒交迫的人们，揭开了福安农民运动的序幕。

　　1928年8月，马立峰考进福州理工学校公路专修班。这时，他同革命互济会中的共产党人开始交往，更加直接地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此后，他在福州投入了人力车工人的罢工行列，参加了“双十节”捣毁国民党闽侯县党部的斗争，经常冒着风险在福州南台或南街等市中心区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929年2月，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马立峰在福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月，由中共福州市委主持，他和陈铁民、郭文焕、张志坚等4人成立了福安党小组。

　　1929年暑假，马立峰受组织派遣，回福安开展工作。他同省内外返籍学生一起，组织了50多个社会青年，在城关的紫阳小学举办暑假补习班。他给学生讲述了五卅运动的经过，讲述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讲述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罪行，无情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同时，他还介绍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文明、进步和繁荣，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补习班初步启发了青年学生对革命的认识，并从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的成员。接着，他又接受福安党小组交给的任务，来到西区畲族聚居的凤阳、大山下一带进行农村建党工作，主持成立了凤阳党支部，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8月间，中共福安县委成立，陈铁民任书记，马立峰当选为县委委员。随后，马立峰任临时主席，主持召开了全县党代会，决定在城镇继续进行反帝斗争，在农村加快建立贫农团，开展抗租、抗捐、抗债的“三抗”斗争。会后，马立峰又奔赴福安南区发动群众，并在柏柱洋的山下村建立起闽东第一个贫农团组织。

　　同年秋，马立峰在理工学校毕业，校方将他留在教导室协助绘图，刻写讲义。遵照中共福州市委的指示，他以这个职业为掩护，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成立了校内地下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并负责市委一个秘密印刷所的工作。年底，他应召参加了中共福建省委军委在福州鼓山举办的党员培训班。1930年1月间，国民党警察突然对理工学校进行搜查，马立峰藏在床铺底下的红色传单和革命刊物被发现，学校当局为此将他强行解雇。

　　回到福安后，他担任了中共南区区委书记，并由组织安排，以宅里小学校长的身份在南区发动和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学校附近有个瑞丰渔货店，他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到这里同店员和群众交往，给他们介绍朱、毛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在贫雇农中进行秘密串连，成立了有30多人参加的农会组织。这年夏荒，他以农会为核心，领导宅里、象环一带的群众组织了平粜委员会，责令地主按规定的市价向农民出售粮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0年夏秋之间，中共福安县委先后组织3次农民暴动，都因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和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10月间，县委召开县、区委及党支部、贫农团负责人会议，再次决定通过武装暴动保卫秋收斗争，并确定将驻扎在溪柄的福建警察第十二大队三营王贵生部的一个连作为攻打对象。

　　马立峰接受了组织这次暴动的任务，亲自深入敌营进行瓦解工作，争取了警察队教练程心初和他的十几名部属。随后，他与詹如柏、张志坚等县委领导人共同制定了战斗方案，约定在暴动之夜12点由程心初发出行动信号，里应外合夹击敌人。11月的一天夜间，马立峰和詹如柏、张志坚等人率领各地贫农团员七八百人，随带各种刀枪武器，分三路向溪柄挺进。可是，由于敌情发生变化，程心初提前一个钟头打响信号，暴露了行动计划，而三支暴动队伍尚在半路，无法接应。时机既失，马立峰只好指挥各路队伍分散向霞浦西圣寺撤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福安反动头子刘宗彝一面命令溪柄警察队集中火力反攻，一面调动霞浦拓头附近的十六坛反动大刀会在东线一带连夜截击，妄图置暴动队于死地。暴动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经过一场血战，得以突围。

　　随后，警察队又倾巢出动，四处搜捕马立峰等县委领导人。为了避免损失，县委安排马立峰暂时离开福安，前往福鼎，住在秦屿屯头村的麟江小学。这期间，他与在该校任职的共产党员黄丹岩一起制定了开展沿海革命活动的工作计划，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协助黄淑宗、许旺等着手开辟沿海一带革命斗争的新区域。回顾过去的曲折道路，展望未来的光明前景，他在这里挥笔写下了一首充满激情的《石马》诗：“嫩草百堆宁闭口，长鞭一策岂回头。麟江输送天源水，洗尽人间万古愁。”全诗寓意于备受风打雨劫的石马，抒发了自己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造乾坤、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战斗情怀。

　　1930年的秋收暴动受挫后，福安革命一时转入低潮。1931年初，马立峰避开敌人的搜捕，辗转抵达福州，就当时福安的斗争形势向中心市委作了汇报。2月2日，中心市委专门开会研究了福安工作，同时对县委进行了改组，确定由马立峰担任县委书记，并将县委机关移设经济集中而群众基础较好的福安南区。

　　这期间，蒋介石正纠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闽东反动武装力量比较薄弱，因此，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便于1931年春派遣农村巡视员邓子恢来到福安，协助福安党组织开展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

　　在马厝村的马立峰家里，两位共产党员一见如故，彻夜长谈。他们一起详细分析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状况，明确了革命斗争的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共同商讨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计划。

　　这时正是豆青麦黄的时节，庄稼长势很好，但马厝一带的穷苦农民早在过年的时候就向地主粮商卖了青苗，许多农民待到麦子收成，即使全都拿去还债还不够，群众中普遍蕴藏着一股愁苦怨恨的情绪。因此，他们决定以春荒断粮为导火线，发动农民开展抗麦债斗争，并商定以贫雇农为核心，先组织农会小组，然后发展成秘密农会，形成一股斗争的中坚力量。

　　经过一番深入发动和秘密串连，不几天，有七八十人参加的马厝秘密农会就组织起来了。接着，马立峰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200多个与会农民团结一致，开展抗债斗争。马立峰提出：一、收下的麦子都不必送去还债，留下自己吃；二、对地主粮商的麦债，给拖到早稻收成后还；三、如果财主上门要债，大家就都去讲理；四、如果麦子硬被挑走，要坚决把它拦下来。农民们情绪高涨，齐声赞同。

　　在邓子恢和马立峰的领导下，马厝农民以拖为抗，终于获得了抗麦债斗争的胜利。群众的革命热情被鼓动起来了，一批表现勇敢坚定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村里成立了党支部。就像一场强烈的风暴刮过溪柄洋面，附近乡村的农民听到消息，纷纷赶来邀请马立峰去帮助他们建立秘密农会。从此，南区一带的农民运动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气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端午节过后，又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夏荒季节。溪柄街上的地主和粮行老板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他们因被马厝农民抗麦债斗争弄得惊魂未定，担心群众再来抢粮，就用船只偷载粮食运往外地卖高价。因此，许多农民家中断炊。有的为了买米把锅都当掉了。马立峰同邓子恢商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两人在溪柄召集了农会会议，决定先把地主粮商的粮船扣住，然后再派代表去跟他们谈判，要求冻结米价，实行“平粜”。接着，他们又以农会的名义，进一步发动手无分文的农民向地主和粮行老板赊借粮食。溪柄街上的手工业工人和附近各乡村的贫苦农民群情激昂，并肩战斗，逼得地主粮商只好答应了农会提出的条件。

　　近万人投入这场平粜赊粮的斗争，其胜利影响极大，随即象环北山、长洋、里村、井头岩等南区各乡先后恢复或成立了秘密农会。为了适应农民运动的新发展，成立了中共溪柄区委。赛岐、甘棠、下白石等大乡村也都建立了党组织和农会组织。农民运动的红色风暴席卷大地，地主豪绅终日惶惶不安，纷纷逃到城里，惊呼：“溪柄闹共产了。”不久，邓子恢奉命离开闽东。

　　1931年6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成立，马立峰任书记。8月马立峰在坂中的步兜里主持召开中心县委会议。会议总结了前段抗债、抗粮斗争的经验，研究了开展秋收斗争和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

　　是年秋天，福安反动政府又向农民勒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大捐蠹王惠斋、谢培轩在西区穆阳一带横征暴敛，穷苦农民个个怨声载道。马立峰当即指示穆阳党支部，要他们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抗税斗争。随后，他又赶到穆阳主持召开支委会议，对抗税斗争作了具体部署。在穆阳党支部的领导下，100多名群众将王、谢抓了起来，并让受迫害的农民控诉他们的罪行，同时责令他们全部返还逼走的税金。这场抗税斗争的胜利，打开了福安西区农民运动的新局面。

　　农民运动的浪潮使国民党震惊。1932年初，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和警察队相继进犯福安南区、西区等革命中心地带，并四处张贴布告，缉捕马立峰等福安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马立峰被迫前往福州。福安局部地区的农民运动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

　　4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的指示信中特别对闽东形势作了分析，指出党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强调福安党组织要马上将游击队组织起来，“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及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会后，马立峰陪同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来到福安。他们首先把几十个因受敌人摧残而不能回家的同志召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精悍的武装队伍。一个月后，陶铸离开闽东。马立峰便同詹如柏一起，率领着这支秘密游击队，出没在福安西区、北区和上南区的山村乡镇，专门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发动群众抗租抗债，减租减息，迅速开辟和扩大了红色区域。

　　1932年9月12日，马立峰主持召开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会议，作出了正式成立工农游击队，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武装保卫秋收抗租斗争的决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首先攻打兰田民团。

　　马立峰侦察了兰田地形。根据民团驻地易守难攻的特点，他和詹如柏商定了“假敌攻敌”、奇袭兰田的作战方案。他让打入穆阳警察队的同志设法搞来三套警察衣帽，同时派人到福安南区秘密取来埋藏在那里的一支曲九枪和两支驳壳枪。

　　9月14日，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太阳刚刚下山，福安秘密游击队和地下党员30多人先后来到马山村集中。在一间挂有鲜红党旗的屋子里，马立峰激动地告诉大家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中央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中央根据地正在向闽浙赣边界发展。上级党指示我们，要立即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同闽西闽北的根据地取得联系。现在我宣布：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今天就在这里正式成立了，你们就是光荣的第一支队队员。”接着宣布由詹如柏兼任队长，马立峰兼任政治委员。

　　深夜，马立峰和詹如柏率领着第一支队向兰田出发。三个化装成警察的游击队员在距离队伍十几步远的前头大摇大摆地走着。当接近兰田民团团部的时候，岗楼上传来了哨兵的尖声喝问：“哪一个？”“眼睛瞎啦？老子是警察队，从城里送公文来的，快开门！”“啊，啊，马上就来。”门刚打开，游击队员抢前一步，枪口对准了哨兵的脑门。这时，后续队伍迅速冲进敌团部。当十几个团兵从睡梦中惊醒时，挂在大厅里的17支步枪、1支短枪和1把军号早已落人游击队员的手中。为了避免附近民团的纠缠，马立峰把俘虏们集中训斥了一顿，便带着队伍迅速转移了。

　　继兰田夺枪之后，第一支队又于9月27日消灭了福安县南端的溪尾民团，击毙团长杨圣斋，缴获7支步枪。紧接着，攻打了北区的堂溪民团，收缴了敌人的武器，打开了豪绅的粮仓、盐库，将粮盐分发给当地农民。随后，马立峰又带领第一支队挥戈北上，转战寿宁山区。

　　嗣后，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相继派遣叶飞、赖金彪来到闽东，加强了党对工农武装斗争的领导。

　　1932年冬，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对闽东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福安县长叶长清勾结海军陆战队团长蔡铎、民团团总林丛狄和豪绅头目陈王基，联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四处出兵搜捕闽东共产党的领导人。1933年初，马立峰在去北区出席党的会议途中在太逢被海军陆战队逮捕。

　　敌人将马立峰连夜解送县城。反动头目陈王基先是下令施加酷刑，继而又假惺惺地劝诱，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马立峰屈服。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马立峰从容揩去脸上的血迹，对着陈王基报以轻蔑一笑。

　　陈王基无计可施，只好将马立峰解送福州。经马尾港司令部审讯，马立峰被关进福建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国民党绞尽脑汁，对这位闽东革命领袖先后进行了32次刑讯，但始终没能从他身上捞到半点东西。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闽变”。12月5日，关押在高等法院看守所的难友们出狱了。可是，看守所所长因马立峰于1932年冬率领游击队在寿宁放火烧了他的老家，怀恨在心，诬蔑马立峰是杀人放火的刑事犯，不予释放。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组织刚刚出狱的同志连续两次前往十九路军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议，马立峰遂于12月7日获释。

　　这时，蒋介石正以5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驻闽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被调走不少，“闽变”以后，驻守闽东的海军陆战队也放弃了许多阵地，集中驻守宁德飞鸾一带，去建立所谓“三道防线”。因此，福安防务空虚。

　　马立峰出狱后，即带着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指示，日夜兼程赶回福安，召集了各县执委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了“闽变”的经过情况，传达了市委关于抓住时机努力扩大游击区等指示精神。会议认为“闽变”可能扩大，应乘机举行全面性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4年1月7日，马立峰和詹如柏、叶飞、曾志等率领游击队和赤卫队数千人，一举占领了闽东水陆交通要道及其经济中心赛岐，缴获土豪劣绅郭汶波等埋藏在地下的各式枪支83杆，打开盐仓和粮库，将盐粮悉数分给广大群众。次日，中心县委在赛岐召开了有三四千名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马立峰在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报告，号召闽东全区的工农大众全面开展武装大暴动。

　　赛岐解放后，不到10天，福安全境除县城外都被游击队占领.嗣后，安德、福霞、霞鼎、安福、福寿等5个边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下辖30个区苏、300多个苏政府。接着，中心县委在后楼叶山召开有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大会，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处，马立峰当选为筹备处主任。

　　1934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成立。2月8日，赖金彪、范式人率领的工农游击第七支队和寿宁红带会在和尚洋改编为独立团第十六连。2月17日，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闽东党、政、军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决定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苏维埃政府，继续发展红军，全面实行土地革命。会后，开始在柏柱洋进行分田试验。马立峰亲自在斗面村召开了上南区各村苏主席、土地委员、贫农团代表等100多人参加的会议，对分田政策和具体问题作了说明，并召集大家学习分田大纲，布置了分田工作。从此，一个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便在柏柱洋展开了。

　　与此同时，马立峰又委派王陶生、范义生等前往柘荣，争取了国民党区党部头目孔亮。2月23日，他亲自率领红军和赤卫队和平解放了柘荣城，收编了城里的30多个大刀会法兵。随即，他在柘荣主持成立了下城区苏维埃政府。慑于革命政权的威力，柘荣附近的乍洋大刀会和民团纷纷缴械投降，交来了260多把大刀和7支步枪，从而稳定了福安东区的局势。

　　这时，由于“闽变”失败，国民党派遣新十师、八十四师和省保安队两路夹攻闽东苏区，并勾结反动大刀会，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为了惩罚敌人，保卫苏区的土地革命，3月，马立峰以中心县委随军代表的身份，同赖金彪、范式人一起率领红十六连对福安、宁德、霞浦等地的反动地方武装进行反击。

　　游击队在霞浦首战大坪岗大刀会告捷，接着连克大岭、黄岭、阮洋、勇南、柘头、洋中等处反动武装，于3月中旬直逼霞浦西家宅。这里的地主恶霸韦步奎三兄弟终年打拳练棒，横行霸道，控制着周围107坛大刀会，发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红十六连全歼大坪岗反动武装后，韦步奎还狂妄自吹:“有我阿奎在，就没有共产党在。”马立峰听取了敌情报告，立即指示赖金彪和范式人充分利用敌人的骄横情绪，出其不备，突袭西家宅。根据这一作战方案，3月20日清晨，乘着蒙天盖地的茫茫春雾，红十六连神速包围了西家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进攻。韦步奎兄弟和13名反动法兵被击毙，其余残敌抱头鼠窜。游击队乘胜追击二三十里，直抵溪西，捣毁了这一带的大刀会法坛。

　　接着，马立峰和赖金彪、范式人又挥兵南进，荡平了宁德县龟山、官岭一带的大刀会，廓清了柏柱洋方圆百里之内的反动武装，稳定了整个苏区的局势。4月初，马立峰率领红十六连全体指战员经西隐，过廉首，渡赛江，凯旋柏柱洋，进行休整。

　　正是春耕开始的季节，历时一个月的柏柱洋分田工作也基本结束了。4月底的一天，闽东党政军的负责同志齐集柏柱洋，从各地来的代表和群众3000多人汇集在斗面村外的田野上、庆祝分田的胜利。

　　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处主任马立峰登上了主席台，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满腔激情，高声说：“我代表中心县委向农民兄弟们贺喜！你们过去被地主霸占的土地还家了。今后你们再也不受欺压了。今天劳动人民已经不是奴隶而是主人了！对于我们的胜利，敌人死也不会甘心，他们要反扑。因此，我们不能自满，要警惕，要准备迎接更艰巨的战斗。我代表中心县委号召农民兄弟们，要与红军同志团结得像一个巨人，并肩作战，一手拿锄头，一手拿刺刀杀敌人……”接着，大会报告了分田经过，宣布了分田大纲。

　　会后，马立峰从上南区抽调了一批有分田经验的骨干，前往福霞、霞鼎等县，推广柏柱洋的经验，掀起了闽东土地革命的高潮。

　　1934年2月，在闽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马立峰当选为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马立峰任常委。

　　这年秋天，农民由于收割的粮食无人购买，经济上面临许多困难。马立峰要求各级政府和一切革命团体不得擅自向群众摊派粮食，要他们严格按照政府统一规定的价格用钱向群众购买。这一措施对于保持政府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马立峰除了要求政府大力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搞好家庭副业外，还主张保护商业自由，强调政府不应干涉群众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从而加强了苏区内外的商品流通，改善了群众的经济生活。当他了解到一部分不法分子假冒苏维埃或红军的名义，在沿河一带截劫商品，致使各地小商人裹足不前，导致苏区市场萧条、买卖困难的情况后，便立即签署了一份闽东苏维埃政府布告，明确指出，这种行径“实属危害商业前途的发展”，“嗣后如有前次事实发生，应由各地苏维埃政府查明，负责严办或枪决，但绝对要服从苏维埃法令及不侵犯工农利益”。同时，由政府在福安楼下、茜洋等地开设了公营的百货、渔货、京果、医药等商店，促使苏区市场日益繁荣。他特别重视妇女在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亲手编写了《十月怀胎苦》、《反对旧礼教》等歌谣，启发苏区妇女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并亲自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了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寡妇有权改嫁、不许买童养媳、不许溺婴等政策。8月，他抱病主持成立了闽东第一个妇女工作团，解放了的苏区妇女，使苏区妇女在各项政治工作特别是慰劳红军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马立峰生活在人民中间，同人民保持着骨肉般的密切联系。他任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照样与群众、战士同吃地瓜米饭，同睡稻草被窝。在出去工作的途中，每当在老乡家里过夜，他总是先安排好随员的睡处，自己就和房东攀谈或处理文件，往往忙到天明才睡下。

　　在马立峰和闽东特委的领导下，各地的分田运动风起云涌，全区纵横10个县，方圆700里，有1400多个村庄的几十万人口分得了土地。为保卫胜利果实，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到1934年6月，闽东红军增编了2个团。9月底，闽东红军与寻淮洲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留在闽东的部分指战员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从而扩大了宁（德）、罗（源）方面的新苏区，掀起了古（田）、屏（南）二县的革命浪潮，成为秋收斗争中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然而马立峰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所陶醉。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清醒地预计到更残酷、更艰苦的斗争就要到来。10月15日，他亲自起草了《欢祝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与胜利宣言》，指出独立师的成立和胜利“一定更引起一切革命的敌人之极度仇视与嫉恨”，“在我们工农劳苦群众之前，尚摆着艰苦的道路，已如上面说的敌人正在用尽一切的反动力量向苏区与红军进攻，这一已经开始了的阶级斗争的胜负将要取决于武装的力量”。他号召闽东工农劳苦群众为保卫革命的胜利，为加紧同反革命势力及帝国主义、国民党作坚决斗争，“起来参加红军作战，在最近的将来是一定能够消灭全闽东以至全中国一切反革命武装力量，争取全闽东以至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

　　果然，敌人疯狂的大规模“围剿”很快就开始了。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闽东苏区和红军的迅速扩大，土地革命的急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震惊。敌以十二绥靖区司令王敬玖为总指挥，调集了3万多正规部队，配合福建、浙江两省的十几个保安团，勾结地方民团和大刀会，兵分三路对闽东苏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

　　10月下旬，敌人攻陷了柏柱洋。马立峰率领闽东党政机关迅速北移官洋村。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他和叶飞、詹如柏等以无比坚定的信念，一面发动群众投入反“围剿”斗争、一面指挥闽东独立师主力为保卫苏区同敌人展开浴血奋战。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独立师在柏柱洋、赛岐、溪柄等地的战斗均告失利。12月底，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在洋面山上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充分研究，决定把苏区变成游击区，独立师与敌人再打一仗后即向外线转移。

　　1935年1月15日，国民党新十师师长肖乾率部偷袭官洋村。马立峰立即带领闽东苏维埃政府、闽东特委和安福县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向东转移到深山雷柏洋。肖部在官洋扑空，不知马立峰去向，便令保安第三团团长马鸿兴带领一营兵力驻扎官洋继续“搜剿”，余部向福鼎方向窜犯。

　　同日，闽东红军独立师在彭家山与开赴柘荣的敌增援部队4个团展开激战，并于当夜撤退到纸钱坑的树林里。

　　这时，马立峰已从雷柏洋转驻柘荣石二村。战火刚刚停息，他就赶到黄柏沙坑里村，主持了闽东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会议根据当前敌众我寡的情况，决定由叶飞和赖金彪率领独立师一、二团迅速撤出苏区打游击；马立峰留下指挥红三团牵制敌人，掩护撤退，然后转入东区的大山里，依靠当地群众与敌周旋。

　　独立师主力转移之后，闽东大部分苏区被敌人占领，剩下的苏区也被切割成安福、宁周屏、福寿、霞浦、福鼎等几小块。马立峰跋涉在东区海拔千米、方圆200余里的崇山峻岭间，继续领导军民同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他指示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并要求随时和他保持书信联络。他严肃地告诫指战员们说：“逃跑就是投降。今日苏区是处在黑夜与黎明交替的一瞬，谁不坚定谁就是革命的逃兵，革命的罪人。”

　　但是，在那黑云压顶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革命队伍中难免出现一些可耻的败类，红三团团长游聚康就在这个时候背叛了革命。2月3日晚上，游聚康同叛徒陈石元等在硋窑村以召集开会为名，突然收缴了所有与会者的枪械，并将69名战士秘密押往官洋敌团部。次日，敌团长马鸿兴进一步唆使游聚康说：“若能活抓马立峰赏1000元，打死马立峰赏500元。”并当场交递了文据。2月6日，游聚康秘密派遣叛徒陈石元、游阿乐等4人以汇报军情为辞，前往下坪、社坪等地寻找马立峰。

　　马立峰清楚认识到局势的复杂严重。2月3日他在大贝里村的群众家里过了阴历年，2月4日带着警卫员转移到石二村，2月6日便来到偏僻且只有单座房屋的下坪风落洋住下。

　　1935年2月8日上午，马立峰派人护送20多名留在东区的红军伤病员往松沃詹如柏处转移。这批人刚走，叛徒陈石元、游阿乐等便接踵找上门来了。马立峰一边拆着游聚康的来信，一边听取陈石元的“汇报”。就在这时，游阿乐偷偷地将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但是，这位闽东人民共同爱戴的革命领袖的威望却使叛徒浑身发抖，一声枪响，子弹从马立峰身边掠过。马立峰听到枪声，顿时明白了一切。他怒斥一声：“叛徒！”顺手撂倒了身边的陈石元，迅速撤到大厅。当他刚到厅下廊沿，躲在外面的坏人陈奕弟又射出了子弹，马立峰牺牲时年仅26岁。（邱吉明）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