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来临之际，听八旬奶奶讲述她和妈妈的故事。

　　杨本芬，1940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未及毕业即下放江西农村。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相夫教子，后从某汽车运输公司退休。花甲之年开始写作，在《红豆》《滇池》等刊物上发表过短篇小说。

　　1914年，世上有了“秋园”这个人。1918年，汉语有了“她”这个字。在八十九年的人生里，秋园坎坷飘荡，命途多舛，不能自主，但没有凄厉彷徨，没有哀号愤怒，没有抱怨仇恨，委屈心酸都少有叙述。

　　秋园，她来过，挣扎过，绝望过，幸福过。今天，她80岁的女儿

　　杨本芬，把普普通通的她，讲给世界听。

　　杨本芬说，“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书摘：（代后记）

　　听妈妈讲外婆的故事（节选）

　　章红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就要到了，今年的母亲节注定与往年有所不同——我妈妈的第一本书《秋园》出版了，而故事的主角正是我的外婆。

　　第一次去赐福山——那个被我妈妈称为“庵子里”的地方，我只有七岁。妈妈带着姐姐、我和弟弟坐在运送毛竹的卡车车厢里，绿色油布搭成车篷，看不到天空，但车厢尾部是敞开的，顺着戳出去的毛竹，可以看见道路和两边的青山疾速朝后退去，无止无休。

　　路上的弯道相当多，一会儿一个急弯，我们被甩来甩去，在毛竹上东倒西歪，爆发出一阵阵惊呼与笑声。我们乐此不疲地数着究竟有多少个弯道，困了就在毛竹上睡一会儿，就这样被免费运到了湖南。

　　能够不花钱，这比什么都重要。该怎么描述我们那时的穷困呢？一天晚上，妈妈决定带我们去看电影，可是左算右算，怎么着都差两角钱。妈妈发动我们爬进床底下，搬开衣柜、碗柜，搜寻枕头下面、抽屉角落各处，期望会有不经意落下的两角钱。噢，没有，没有。最后，妈妈向邻居借了两角钱，我们高高兴兴去看了电影。

　　回想起来，妈妈那时大概三十多岁。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她已经一遍遍同我们说起：“等你们长大了，要读大学。”在那个小县城，连老师都不大知道大学这回事呢。

　　《秋园》这本书是我妈妈写的，她就是文中的之骅。写好后我帮她录入电脑，起初在天涯社区连载，算起来那竟然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如她自序中所言，这是一部在厨房里完成的书稿。说来奇怪，我每次写点什么都非常困难，好像无时不在写作瓶颈中。但妈妈写起东西来就像拧开自来水龙头，随开随有，文字顺畅地从笔端流出。我想，那是艰辛生活给予她的馈赠。

　　书中的秋园是我外婆。外婆讲话柔软、缓慢，清爽文雅的外形也区别于大多数乡下婆婆。她早已认湖南是故乡，认庵子里是终老之地，可是到老她仍像一棵异地移栽的植物，带着水土不服的痕迹。

　　现在还留存在我脑海里的画面，是外婆穿着浅灰色立领偏襟棉布褂子，一手举起蒲扇放在额前略挡太阳，那双裹了又放开的脚咚咚咚走在乡村土路上，带着我们去走人家。每到一户人家，我们就饮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豆子芝麻炒过后喷香，茶里还会加一点点盐。

　　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我三十多岁，已是一个女孩的母亲。外婆已八十八岁高龄，她依然清瘦文雅、头脑清晰，但活力明显减退，话变得很少，安安静静的。

　　庵子里就跟小说中描写的一样，并排三间平房，门前有个大晒坪，右侧是个小橘园，左侧挺立着一株高大的香樟树。

　　一行人离去时，外婆送我们到晒坪。那是五月，门口两棵树正繁花满枝，花朵粉白，花瓣繁复。

　　“好漂亮啊，这是什么花？”

　　“这是芙蓉。”一直安安静静的外婆显然很高兴回答我这个问题，她牵过我的手，指着不远处的山崖，语气中满满的遗憾，“如果你们早来半个月就好了，四月那崖上都是杜鹃花，好看得很。”

　　八十八岁，依然为我没看到山崖上的杜鹃感到惋惜。

　　后来，年近古稀的妈妈开始动笔写她的自传体小说。阅读小说时，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拉进一个家庭残缺不全的历史中，那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家在时代大浪中载沉载浮、挣扎求生的过程。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家是靠一位裹过脚的母亲和她不幸而早慧的女儿撑持起来的……

　　外婆去世时，我去湖南参加了葬礼，陪伴妈妈把外婆生前喜爱的衣服一件一件放入棺木。在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年份和地点——外婆记下的最简略的生平，最后两行是：

　　一生尝尽酸甜苦辣

　　终落得如此下场

　　她用这两句来形容自己的一生。我想起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里，艾迪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活着的理由，就是为了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漫长日子做准备。”

　　我见过非洲大草原上的牛羚横渡马拉河的情景。对牛羚来说，它们的命运就是渡过马拉河。河水会让它们一再跌倒，只要意志力稍微退却，可能连求生的意念都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