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厝里，在台江乃至福州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不仅是福州地下党的重要革命据点，更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仅何家就有11位党员投身革命，其中两位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何友芬就是从何厝里成长起来的革命者、老党员，她今年已经91岁，有着75岁党龄，一起来听她讲述她所亲历的那些难忘的革命岁月。

　　2021年7月1日，何友芬被授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成长于革命据点，16岁入党

　　1930年3月，何友芬出生于福州台江一个小手工业主家庭。她的父亲何孝臻在自家的院子里支起几台织布机，办起纺织小作坊；她的母亲董桂英（后也走上革命道路，被称为“革命妈妈”）出生在医生世家，虽没有文化，但善良、明理、富有同情心。在她父母的辛勤劳作下，家境温饱无忧，她和姐姐还能上学读书。

　　“1937年，我念小学二年级,每天我都要从家里带两片铜钱塞进小学的捐献箱里捐给前方抗战。母亲还亲手制作了一件棉背心,让我带到学校,捐给前方抗日将士。”据何友芬回忆，当时，她的大哥（大伯家的长子）何友恭（又名何希齐、何思贤）已经在南屿组织游击队抗日。

　　翻拍于《星火何厝里》（何友芬编著）

　　当时，王助和李铁经常往来何家，卢懋榘、王一平、舒诚、林白等也常到何厝里。这些同志在何家开会，交换进步书藉，商讨筹备武装斗争事宜，并决定派有关人员到南屿与南港等地，训练武装人员，筹集枪枝弹药等。

　　1943年5月间，林白从教导队毕业后回到南平，后因患肺病，碾转回到福州。住宿困难、没有生活来源，加上病情加重，林白处境堪忧。郑震寰和其妻何若兰（何友恭之姑）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想方设法让林白搬到何厝里住。

　　林白在何家养病期间，经常向何友恭的七叔何孝铣、六婶彭瑞珍等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1944年，何友恭的两位堂弟何友礼、何友于（三伯父家的两个儿子）从上海沦陷区回到福州老家，在何孝铣的介绍下，认识了林白。在林白的进步思想影响和启发下，他们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向往革命。

　　翻拍于《星火何厝里》（何友芬编著）

　　不久，何友礼、何友于、何孝铣、六婶彭瑞珍，在何家由林白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林白、何友礼、何友于都回到福州何厝里老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何厝里作为地下党的堡垒，掩护着地下党的秘密活动，照顾生病的同志，曾镜冰、庄征、李铁、苏华等同志经常来何厝里开会或联系工作。

　　“我的家人,包括我的母亲、叔、婶、姐妹都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为他们作掩护、送情报、安排人员转移等。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下，少年的我开始认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经常为组织奔走联络工作。”何友芬说，1946年元月，她也正式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后进入文山女中读书，开展学生运动。

　　同年暑假，1946年8月，在何友礼、何友于的介绍下，经城工部部长李铁面谈，何友芬也在何厝里入党，这时她才16岁。

　　何友芬讲述当年情景

　　曾为地下交通员，两次被捕入狱

　　据何友芬介绍，当时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全靠党员同志们自己想办法。

　　“为了筹集活动经费,友礼、友于动员在学校搞募捐，我还把平时储蓄和读书的奖学金交给组织，当时我筹集了近百元（百万法币）经费。”何友芬自豪地说到，李铁表扬她是“中学生中算我为组织筹集的经费最多”。

　　1947年1月，北平“沈崇事件”发生，中国女大学生沈崇受到美军士兵的污辱，大家都非常气愤。

　　在地下省委的领导下，何友礼、何友于奔走了几个大学，配合全国学运。

　　同年3月15日，省福中学生与汽车公司发生冲突时，何友礼时任学委书记，何友芬当时担任他的交通员，除了在文山动员几位进步同学去省福中开会，声援他们斗争外，还奔走于英华、三一中学、塔亭护校等几个学校做联络工作。

　　“有一次，友礼、友于兄弟不知要去哪里开会，先叫我替他们做了许多布面罩，说开会时大家都要戴上面罩，出来后互不认识，这是地下工作环境所需。”何友芬回忆说，随着“龙山会议”史料挖掘，她才意识到当年堂哥何友礼、何友于叫她做的面罩，竟是为1947年2月“龙山会议”的30多位与会者使用。

　　翻拍于《星火何厝里》（何友芬编著）

　　1948年2月，何友芬离开文山女中，参加林白领导的游击队，与陈宜屏（代号16）一起负责驻榕办事处工作，任务是找据点掩护游击队下来的同志，搞经济提供游击队需要的物资，还有交通联络等。

　　1948年农历十一月初三，何友芬和陈宜屏在道山路净慈庵陈宜屏外婆处与闽古林连罗五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陈炳繁同志接头时被捕。

　　何友芬回忆说，半夜一点多钟，外面有敲门声，我们已经警觉，赶快把文件处理掉，用火把字条烧掉，纸灰扔到马桶里，革命书籍存到床上柜子里，自己准备从后门逃跑，结果5个特务配合当地保长，把大门撬开窜进来，我和陈宜屏被他们用手电筒照住，当场被他们抓到锦巷市刑警队，那里是阴森森的庙宇，我被关在一个房间里，有几个特务在那里走来走去，还把枪丢在桌上，威胁说，你是异党等等。我在房间里听到里面在审讯陈宜屏，提到陈炳茂等一些地下党同志的名字，因此我心里非常焦急，我想他们没有我的证据，我一定得设法出去报信。当他们传我审讯时，我一口咬定自己与陈宜屏是互不认识的，我是来此玩的，因为母亲迷信，才与这里尼姑认识，我是去城里姑婆家，逛到此听讲故事晩了而留宿此地。第二天一早，特务因无证据，又无口供，只好放我回家。

　　当我回家以后，我怕特务跟踪，什么地方也不敢去，让我姐姐友馨、表姐董必英、表妹陈美华出面，分别通知平潭张纬荣、螺洲陈炳茂、师专陈子京，又到师专对面一群众家，了解郑其土家属4人是否已被接走等。

　　到了次日早上，我又因陈子京被捕后受特务刑警队副队长林从铭的欺骗，说出与我有联系而再度被捕。这次被捕，我心里无甚忧虑，认为事情都已办了，现在只身来对付敌人，了不起个人牺牲，党不致因自己的被捕而再受到损失。

　　这次审讯不同于前次，而是说我狡猾、不坦白等等，因此很快对我进行刑讯逼供，先是灌水、熏火塞鼻、打手心、用香火威胁等等手段，但我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员，也没有供出其他同志。与我同时被捕的还有地下党员潘玉清、群众陈长涵、程力夫、林醒予夫妇等一共7人。

　　“我们还在里面学唱革命歌曲，传阅女看守偷偷给我们买的《星闽日报》。

　　知道革命形势大好，解放军节节胜利，我们非常高兴，也做好了解放前敌人狗急跳墙时可能会杀掉我们的准备。

　　”何友芬介绍，1949年初，国共谈判要求释放政治犯，她终于被释放出狱。

　　1949年5月，在林逸森、张友仁两人的带领下，何友芬前往东岭游击队，成为一名政工人员。到了7月份，东岭游击队肩负起配合解放军解放福州的任务。何友芬、陈宜屏等文职人员跟随民运科长一路筹粮，其他队员配合解放军参加解放马尾的战斗。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东岭游击队随后被整编，何友芬也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

　　何友芬的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

　　履历辗转，晚年常宣讲“红色”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友芬随东岭游击队整编调入闽侯第四军分区（1952年8月撤销，组建武装部），在后勤处担任审计工作。1952年转业，就职于《闽侯报》，先后担任财务、编辑等职务。

　　翻拍于《星火何厝里》（何友芬编著）

　　同年，她与革命志士、平潭革命杰出领导人之一张纬荣结为夫妻。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现定居美国，次子为高级工程师（已退休，何友芬现与其一家生活），女儿为医务工作者（已退休）。

　　翻拍于《星火何厝里》（何友芬编著）

　　1956年，闽侯专署撤销后，何友芬从《闽侯报》调至福安《新农村报》任职。

　　1957年，何友芬调入福建医科大学组织科，担任干事、秘书等职。

　　1978年，何友芬的爱人张纬荣积劳成疾，何友芬请假在家照顾。当年底，张纬荣去世。在开完追悼会的第二天，何友芬就回单位继续上班了。

　　1979年，何友芬担任福建医科大学人事科科长，直至1985年离休。

　　何友芬参加红色活动

　　离休后，何友芬也“闲不住”。她积极回忆当年史实，撰写回忆文章，出版专著《星火何厝里》。近年来，还多次参与各种形式的“红色”活动或座谈会。

　　龙山会议纪念馆开馆、林白故居纪念馆开馆、纪念平潭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成立77周年暨缅怀周裕藩烈士座谈会、林白革命事迹展、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福长平工委成立旧址（福清灵石山革命遗址）揭牌仪式等，都有她的矍铄身影和精彩讲述，将她所经历、所听、所知的革命事件真实还原，宣讲传扬“红色”精神。

　　翻拍于《星火何厝里》（何友芬编著）

　　翻拍于《星火何厝里》（何友芬编著）

　　何友芬于家中

　　（摄影：叶 诚 参考资料：《台江革命史》《星火何厝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