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商船图

琅琊郡王德政碑

　　唐章怀太子墓《东客使图》中朝鲜使臣。五代以后，福建与朝鲜交流频繁，多有闽人在当地为官。

　　唐以前，福建经济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当时即使作为郡城的福州周边地区，也还处在榛莽荒芜之中。《三山志》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郡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其后二三百年间，福州一跃成为“百货所聚”的“东南盛府”。中唐时，颜真卿就盛赞福州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并称“福建大藩也”，感慨其地“居民若是其众也，政事若是其繁也”。

　　“唐王朝兴盛和发达的对外交往，给福建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机遇。”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卢美松认为，得益于良好的海外贸易环境与顺畅的陆路交通，在东冶港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福州港全面开放，遂呈现“万国之梯航竞集”的局面。

　　海外交往中鼎兴

　　闽中最初是在南朝陈时（557年）建立闽州的，但至隋“犹以为一闽县耳”。就教化而言，虽自南朝刘宋以后，有过阮弥之、虞愿、王秀之等郡守推行儒学，但也仅仅局限于郡治城邑之中。

　　隋代与唐初，福州曾名泉州，且是福建节度观察使兼福州刺史的驻节地，是“分符”重臣的开府之邑。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朝廷派王义童入闽，任泉州（福州）刺史兼泉州都督（治今福州）。王义童在任内大力恢复发展福州海外交通与贸易，招抚自晋末以来因战败而“散居山海”“结庐海畔”的卢循义军残部（时称白水郎或泉郎），发挥他们善于造船行舟的专长，组织闽人走异域、作“海商”。从《王公（义童）神道碑》有关福州“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玑”等记载，可知其时福州已因地利获得海外贸易的大量实惠。

　　中唐以后，历经安史之乱，又受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战役失败的影响，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唐王朝为维持国力，转而致力于南方的海上交通贸易。福州乘势而上，其航线所及除了传统的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以外，还增加了通往新罗、日本、印度、大食和三佛齐（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等多条航线。

　　晚唐徐州节度使薛能于乾符二年（875年），迎接路经的新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李晦，并作《送福建李大夫》诗描述福州：“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从诗意的对举中可知外来客人之众，他们如候鸟及期而至，为逐利而来。

　　重要的是，诗的最后指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在唐中后期，汴河上的徐州和汴州是最重要的两个藩镇，江淮地区有着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和资源供应。在这里，薛能却自惭抑或是自谦徐州为近畿之贫困小藩，与福建富庶之大藩比较而相形见绌，甚觉清贫。卢美松说，盛唐以后福州因海外交往而鼎兴，福建也因海上贸易而成时人眼中的富庶“大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