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发放保教费落实陪产假

　　对症下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 近期，多地陆续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山西省鼓励用人单位发放婴幼儿保教费、广东落实陪产假等

　　● 多地提出鼓励生育政策，既是响应国家政策，对过往紧缩的生育政策的一种修订，又是对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奏效不明显的促进

　　● 要对症下药完善和调整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如增加和稳定家庭收入；由国家更多地承担教育和养育子女的支出，加强公立的服务设施建设与配给；增强生育者的信心；加强生育技术支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记者  赵丽　实习生 贾婕

　　6月11日，我国102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布2020年预算。《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任务减少，国家卫健委2020年预算中计划生育服务一项预算数为8879.6万元，比2019年执行数减少了2949.4万元。

　　与此同时，多地于近期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比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山西省鼓励用人单位发放婴幼儿保教费、广东落实陪产假等。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多地提出鼓励生育政策，既是响应国家政策，对过往紧缩的生育政策的一种修订，又是对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奏效不明显的促进。不过，鼓励生育的政策效应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对症下药，完善和调整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精力不足职场歧视　多数女性不敢生育

　　北京市民刘霞的儿子今年9岁了，可是她和丈夫不敢再要二胎，原因是“没有过多精力”。

　　早在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刘霞和丈夫还有些“蠢蠢欲动”，但那时儿子正在上幼儿园，父母也因身体欠佳常去医院治疗，养老养小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作为独生子女的刘霞和丈夫身上。

　　不少受访家长拒绝生二胎的原因和刘霞相似。在他们看来，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除了要赚钱养家，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双方老人和孩子，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要二胎。

　　还有很多女性因为担心职场歧视而不敢生二胎，甚至连一个孩子都不敢生。

　　“两个孩子，漫长的孕期加产假，前前后后至少五六年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最近因为已婚未育，被多家单位明确拒绝，而在未婚时，几家公司都想高薪挖我。”

　　“一个朋友结婚没多久，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单位以效益不好为由，间接将她裁掉。同时被裁掉的大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如今，她34岁，孩子1岁，全家说要不就接着生吧。她看了看新婚姻法，想到自己生完二胎年近40岁，事业基本荒废，没有收入。”

　　上述对话来自于一个名叫“四旬老母”的微信群。说话的3人都是北京女孩，曾毕业于国内有名的高等学府。如今，她们面临同样的问题——职场歧视，她们担心未来几年一步走低步步低。

　　左菲菲是北京一位白领，在她的观念里，要想在职场保住位置，“就要不把自己当女人”。据她介绍，她的几位女性领导都是在生完孩子6周后就上班了，因为她们一旦不在岗位上，公司就会找人顶替她们。这就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可能归零。

　　钱月做了7年人力资源工作，在人力资源圈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女性还没生孩子，已经被打上“以后要请婚假和生两个孩子产假的特大定时炸弹”的标签；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在职场会被贴上“这是个随时生二孩定时炸弹”的标签；已经生完二孩的女性，职场上的标签就变成了“没有精力工作”。

　　另外，“不敢生”的背后还有无人照顾的无奈。

　　3岁以下的婴幼儿尚未到幼儿园入园年龄，但大多数家长工作繁忙没有精力照看，隔代照看又常出现养育观念冲突问题。《法制日报》记者曾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这种困境出现在不少家庭，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3岁以下婴幼儿的看护问题愈加突出。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社会机构嗅到商机，纷纷开办婴幼儿托管机构，但这些机构是否合法合规、工作人员是否有资质、场地是否安全……家长并不知道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都是一个‘死循环’，女性担心职位不保必须尽快上班，孩子就需要专人照顾，没有信得过的婴幼儿托管机构就只能找老人来帮忙。一旦老人生病或者出现任何问题，还需要人来照顾。也就是说，在生育流程中需要‘环环相扣’才能正常运作，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如‘多米诺骨牌’般，所以更不敢想二胎的问题。”北京市民郑炜无奈地说。

　　各类因素相互作用　最终导致生育率低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

　　据悉，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1952年以来最低，而2019年再度“触底”。

　　关于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华杰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是结婚和生育的适龄群体人数不断下降；二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特别强烈；三是国家关于鼓励或者刺激人们生育的辅助政策配套等不足。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生育率水平高低和出生人数需要作区分，生育率是出生人数除以育龄妇女人数，当下育龄妇女人数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快速减少，是出生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即便在生育率保持不变或者小幅度上升、下降的情形下，出生人口规模减少的情况也难以扭转。

　　原新说，生育意愿和行为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生育观念等原因的综合影响，根据调查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规模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过高，无论是生育成本、生活成本还是教育成本，养育一个孩子对于家庭来说会增加不少压力，更不用说二孩甚至三孩；第二，儿童的托幼问题，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公立幼儿所、幼儿园短缺情况越发突出；第三，长期以来实施的晚婚晚育政策，致使生育二孩的女性年龄偏大，出于对自身健康与孩子的顾虑和考量；第四，生育二孩的夫妇的年龄与职业生涯上升期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