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辉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结束了，各种黑科技展现的数字生活场景令人向往。其中，电子政务给人们带来的良好办事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电子政务便民利企效果显著，背后依托的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体现的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由此想到，能否用数字技术为基层减负？

　　基层负担重，除了上级文件多、会议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基层需要统计、汇总、上报大量的数据、表格和材料，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啥会造成这种局面？当今，数字化生存是常态，各类数据信息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部门要掌握实际情况、科学作出决策、检验工作效果，都离不开信息。经济学上有个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比如说，相关部门更多掌握的是宏观信息，对大政方针的理解相对更到位；而基层掌握的多是点上的数据。相关部门要制定及推动政策落实，不可避免要基层上报各种数据材料。此时，如果相关部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那基层干部自然忙得不可开交。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说，“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可以说，开会、下文、上报材料，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信息交换过程。当信息不对称状况严重，信息孤岛多，信息管理手段缺乏、理念落后，基层必然要靠更多的人力物力推动信息流动，形成沉重负担。

　　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实际上，这些年我省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已经迈开大步。比如福州的两大信息惠民服务品牌——12345便民呼叫中心与e福州APP，集政务服务、民生服务、非紧急引导服务于一体，通过分析研判平台信息，能精准捕捉社情民意和社会热点问题，并为城市管理与决策提供参考。又如，刚刚发布的2019年数字福建电子政务十佳案例里，省财政厅的福建省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系统、厦门市委政法委的“家住厦门”智慧小区共治平台、三明市河长办的河长制指挥管理系统等，在精准扶贫、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打破信息孤岛，推动数据共享，让信息多跑路，从而省去许多不必要的材料汇报、开会和督查检查，自然为基层减负。

　　当然，技术进步不意味着治理绩效的提高，如果官僚主义问题不解决，它还可能加剧形式主义。比如，凡事都建个微信群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比如，视频会议简单易行，一些地方同一个事情层层开会以示重视……

　　技术是中性的，能否趋利避害，让人们共享数字技术红利，为基层减负，关键还在于使用技术的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为何运用。于此而言，省委办公厅下发通知，规定会议原则上下开一级，经批准直接开到县级的视频会议，市县两级可紧接着作工作部署，不再层层另行开会；纠正简单将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等作为评价工作是否落实的问题；把干部从微信工作群、政务APP的“绑架”中解脱出来，等等，可谓及时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