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昨天公开宣判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5名被告人被判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四年到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18年3月22日,公安人员抓获5名被告人。经审计,从郑某宝处查获公民个人信息129964条,从郭某克处查获公民个人信息280140条,从庄某鸿处查获公民个人信息37455条,从周某处查获公民个人信息19773条,从顾某处查获公民个人信息6846条。合计47.4万余条。

　　据媒体报道，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刑警大队法医庞某、德阳市中江县交警大队辅警黄某某，非法查询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给他人，两人均被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后达川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对被告人庞某和黄某某量刑畸轻，达川区人民检察院遂提出抗诉。近日，该案经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后，采纳了达川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依法作出二审判决：将庞某改判为有期徒刑四年；将黄某某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审理的相关细节，可以看出内部人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庞某原系雅安市雨城区刑警大队法医，他使用民警数字身份证书，登录公安专网非法查询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给他人，违法所得4万余元。黄某某原系德阳市中江县交警大队辅警，用其他民警的数字身份证书登录公安专网，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出售，违法所得3万余元。相较于各行各业零星掌握的个人信息，公职人员所能接触到的个人信息无疑更为全面，也更为敏感，更加关切一个公民的核心权益。当辅警也可轻易获取这些信息，可见管理之松懈及可能延展出的风险程度。

　　检索新闻，这绝非个例。2017年9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辽宁管辖的跨25省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系列案件一审宣判，被告人系河北省某交警大队协勤人员，其通过公安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车辆档案信息、驾驶员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给他人，违法所得共计约人民币7万元；2018年3月，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涉案人员系两名辅警，被告人通过内部系统查询，获取公民个人汽车车辆信息5000多条，非法获利2.5万余元；2018年3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机关干部刘某有期徒刑4年，罚金9万元，刘某利用职权非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转手出售，总数超过82万余条……

　　目前，社会公众对个人信息泄露的焦虑，多集矢于市场主体，对相关企业保持了相当的舆论压力。但从现实看，仅盯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已曝光的案例表明，公职人员等内部人泄露个人信息情况常见多发，且从案件过程看，几乎没有制度阻力，不少案例甚至呈现了同一群体、同一手法等类型化状态。在司法审判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公职人员泄露的信息，常是信息泄露系列链条的上游。所以，倘若不能从源头堵住，治理个人信息泄露将是缘木求鱼。

　　文章开头所引的案例，恰可视作一种治理方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原法律适用错误，对被告人量刑畸轻，遂提出抗诉，并被二审法院采纳，从而作出改判。考虑到内部人接触个人信息的便利程度，可能产生危害的风险程度，以及内部人违法对公职机关的行政伦理及公信力的伤害，对相关案件理当严罚重判，产生足够震慑。

　　个人信息泄露，常被嵌入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作解读，社会结构多元复杂，自然需要治理措施的精细邃密。但同时一个现代社会的逻辑起点在网络时代并未过时：制度规范公权力——当器物层面不断向前奔进的同时，制度层面也当向基础伦理反复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