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

　　9月28日是中国先贤孔子诞辰日。当讲传统文化复兴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儒学的原点，到孔子那里去找可资利用的资源。今人若欲纪念孔子，正确模式首先要从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开始，而非仅仅念诵几句“有朋自远方来”就万事大吉。

　　人们经常把传统中国的君主专制、愚忠、唯上等的源头归结于孔子，因为我们只关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所享受的哀荣，却忽略了他生前的不得志，如果他的主张真是以维护君权专制为特点，他又何须颠沛流离却始终不得诸侯国君们的重用呢？

　　孔子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权贵，就在于他提倡的无论是德治、礼治还是人治，对于为政者来说都算不上是什么好的治理手段，因为他不仅没有赋予为政者无限的权威，而且还要求掌握权力的人首先做一个有德之人、守礼之人及贤能之人。若确实按照孔子的构想来治国理政的话，统治者无疑就把自己关进了笼子，而绝不可能成为专断权力的享有者。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仁的基本涵义是“爱人”。作为一个人，首先要爱父母、爱兄弟，还要“泛爱众”，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提倡的“爱人”的主体，包括一切人，上至贵族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要爱他人，行忠恕，没有人可以逃避这项义务，对于君王来说，这项义务甚至比他人要重大得多，因为君王的“爱”还应及于所有的臣民。孔子虽然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他并不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相反，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欲贵者，人之同心也”，甚至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从事比较低贱的职业而获得财富也是允许的。既然从普通的人性来看，人们“贫而无怨难”，所以为政者的责任，在治国时就要首先让百姓“富之”，要让他们“足食”，而要做到这一点，为政者必须要“节用爱人”，不应向百姓索取无度而自己过奢侈奢靡的生活，要“使民如承大祭”“使民以时”，不可过分地役使民力，并警告统治者“苛政猛于虎”。

　　孔子认为君王为政也要推己及人，自己贪求财富，就应想到百姓对财富有同样的欲求，所以在季康子因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求救时，孔子就很干脆地回答“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因为正是季康子自己贪得无厌，过分索取，造成民穷财尽，才迫使百姓铤而走险，不得已去做盗贼的。孔子的这种忧民之心，汉人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有一段解释，“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失饥渴若血气，寒暑动肌肤，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体不掩，则鲜仁人，五脏空虚，则无力士。故先王之法，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先天下忧衣与食也。”由此可见，解决好民之生计，使民众过富足的生活，此乃君王的本分和责任，逾此则不配为君。

　　人们一般认为孔子是人治的始作俑者，却不知孔子的“人治”之“人”，并非不拘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而应是贤德之人。他的人治也并非治人者的随心所欲，而是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做遵守礼法的典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一个社会治理得好坏，礼法能否得到严格遵守与顺利实施，主要不是取决于平民百姓，而是取决于大小官吏，特别是那些握有大权的统治者。如果这些人都能模范地遵守礼法，严格依法办事，就会影响并带动普通人自觉地遵守礼法。当上面那位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孔子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者的“正”，就是治国的根本，良好的吏治比严刑峻法更有效，“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他特别强调领导者个人的品德修养，认为这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关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各种“治”，无非是要将义务和责任加诸君主或各级官吏的身上，要求他们既要“劳心”，又要“劳力”，还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模范地遵守各种礼法规程，对自己的非“君子”行为及心理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可以想象，当时那些把周天子挤对下去，刚刚手握大权，认为自己可以雄霸天下的国君，有谁愿意受这份儿约束呢？所以当孔子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劝告那些国君们要修身养性、服膺于周公制定的礼法时，他们的心情该是如何的沮丧和晦气呢！如此一来，孔子曾一度沦为“丧家之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孔子一生坚持自己的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又何曾想到过自己的学问会在若干年后，以一种庇护帝王专断权力的面目获得认可呢。（马建红：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