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觉民的《与妻书》曾入选两岸教材，是国人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情书和最感人的遗书。这封既是遗书也是情书的家书，一百多年来让人们倾情诵读，缱绻不已。近日，海峡姐妹杂志社采编室主任陈碧做客省图书馆“东南周末讲坛”，与读者分享《与妻书》承载的福建文化、福建人风骨与精神传承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福州人，陈碧近年致力于地方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她说，《与妻书》这封感人至深的家书，文如黄钟大吕，情如杜鹃啼血，呈现出让人敬佩的家国情怀。生与死，家与国，爱与死亡，二者之间只能选择一种，选择哪一种都是情感上的悖论，都是人性人情中无解的大难题。所以《与妻书》很有看头，也深入人心。也由此，林觉民成为人们心中铁血柔情的英雄，而陈意映，这位从未走上社会的女性名字，成为千万人反复诵读的芳名。

　　《与妻书》写作缘由

　　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曾领导十次起义，皆以失败告终。

　　1911年春，黄兴、赵声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留学日本东京的学生所组成的同盟会第14支部(即福建支部)开会研究，决定由林文去香港参与筹备广州起义事务，派林觉民回福建策动响应。林觉民突然归来，他的嗣父感到惊异，一再追问原因。面对家人，在明知大概率要牺牲的情况下，他不能实情相告。林觉民这次回闽，就是动员、选拔发难人以及后期策应。志士们踊跃响应。好友冯超骧也积极报名。冯母刚去世不久，其父又病危，林觉民劝他留在家中护理父亲。冯超骧竟拔剑而起：“吾意已决矣，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时当舍私从公。”其父亦从卧榻上强起说：“儿此去，为国努力，勿以吾为念。”其妻也在边上发誓：“君趣去，万一不幸，三月而后，苟无音耗，妾当投缳相从于地下。”冯超骧当即阻止妻子：“此决不可，家中上有老病之父，下有稚弟，我死罪已不可逭，卿若复尔，则仰事俯育，托之谁乎？”在场的人包括林觉民都感动得流下眼泪。这件事也是后来林觉民要写下遗书的原因之一。他生怕陈意映也如冯妻一样，如果自己举义牺牲，她也必将殉情。

　　林觉民一行去香港，转广州。在船上，林觉民对郑烈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惟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缓，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耶？推之诸君家族情况，莫不类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冻馁者亦有之。故谓吾辈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决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当晚，他们同宿在滨江楼，林觉民无法入睡，冯超骧别父别妻的场面一直在他眼前出现。他在别离亲人时，因为他们还蒙在鼓里，所以生离死别之痛，唯有他自知。他很难想象，如果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突然失去儿子，失去丈夫，又没有片语只言的解释和安慰，老父与爱妻将何以活得下去。所以，当晚他分别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

　　这一夜滨江楼的灯光遂成为永恒。拂晓，他将绝笔书托付友人：“我死，幸为转达。”

　　尽见缠绵恩爱，又见志向怀报

　　陈碧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两封信分别是《禀父书》和《与妻书》。后一信已成为海峡两岸中小学语文教材，流传甚广。

　　《禀父书》写在英文作业纸上，文曰：“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寥寥41个字。从书法角度看其落笔处，情感饱满浓烈，纸窄恨长，分为七行，前数行写得慷慨激昂，第七行“大罪乞恕之”悲情毕现，余音缭绕，仿佛情绪的悲愤纠结。

　　《与妻书》则选择了日常的、带着体味的一方手帕作载体，字体异样地平静，尽见缠绵恩爱，又见志向怀报。

　　“意映卿卿如晤”，刚开始的字迹如许平静工整。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在强烈的悲愤情绪中，他仍努力控制自己，线条平铺，仿佛在积蓄力量，要把信中所要说的事与情娓娓道来。所以前几行，每个字的勾画都是清晰的，包括“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几字，更显坦荡明亮。

　　第9行开始作回忆语，回忆夫妻两人对话“谁先死”的问题，以及“入门穿廊”“又三四折”的后街之屋里的双栖楼，以及与妻在冬望日前后恩情种种，笔底墨行处，婉转流丽，深情款款。“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一行，笔下忘情，每个字比前面的都大起来，让这行的空间宽大起来，似乎让情感再度有个流动的转圜场所。

　　“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一句，“悲”字“心”底哭泣，有“摧心肝”之痛。“诚”字写得稳重凝练，有忧伤，有温暖，还有在回忆中的沉溺。

　　第18行，“第以今日事势”起，回忆破灭，语速一变，字速也一变。情感的把握渐脱离了最初的淡定，下笔便恣意、仓促、快速了，字速渐渐加快。考虑到方帕的宽长容量，而要表白的还有千言万语，饱胀得要裂开的感情只好在笔墨里收缩，行草交错。

　　陈碧说，文中因有涂改数处，一般断定是保留书写者最初的自然状态的墨渍笔痕，也因此被认为是书写者不经修饰的即兴创作。

　　惆怅悲伤，不失“诗意”

　　陈碧说，林觉民性情是当遇知音时，则“雅谑间作，涉口成趣，一屋倾倒”，可见是开朗的有趣之人，生平（可惜只有24年）“好游山水，幽踪胜迹，历访无遗”，他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可以说是豁达而有诗人情趣的。像他这种气质和修养的人，文章或许是他另一种层面的寄托。惆怅为文，悲伤下笔，甚至可以说信里的文字相当“诗意”，这里写的是一个有家有室，既温柔又慷慨的男人——向亲人流露内心的思绪。惆怅或忧伤，并不总是灰暗与消极，也不会是豪迈和昂扬的对立面。在《与妻书》中，它们反而使豪迈更为深沉，也因此，一个立体而丰富的林觉民才呈现于历史烟云中。

　　这封信不论是文本上，还是每一笔书写，都充满了惆怅，如古人评书所云：深情绵渺，寄托深远。如果不读文字，光是当作书法作品，特别是前半部分，风格显得宁静与平和。因此，这不禁让人揣摩，在起义前三天，要写《与妻书》之前，林觉民一定打了又打腹稿，包括这封信的承载物方帕，都是事先想好的，用自己最常用的、贴身相随的手帕。这手帕有着私密的意义，私密的情感，也许还有着私密的“体味”。

　　陈碧说，方帕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戏剧中出现时，常是传情达意的“媒人”。《与妻书》是典型的文人的文字，内容也有着革命家情怀下文人式的缠绵。对林觉民文字的点评还有作家苏雪林，她认为林觉民的文字深受翻译家、文学家林纾的影响。“一篇《与妻书》，自上世纪初以迄于今，又曾经让多少热血青年，遥望黄花岗而‘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此文让她“一见钟情，莫名感动”。这封家书入选两岸教科书，自有其文学意义与社会价值。

　　那一方手帕，虽何其软柔，但一经承载这些光辉照人的文句，变得可以立成一座丰碑，嵌入人们的心灵。

　　起义失败后，林觉民被捕，后从容就义，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共和，民主，民权，这些名词已经在林觉民和其他黄花岗烈士的无数举动里变成了动词。（林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