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中国海防近代化建设中诞生的第一所海军学校，船政学堂从1866年开始创办到1907年暂时停办，历经40余年的时间，为中国培养了600多名各类海军人才，并先后四次选派80多人分赴英法等国留学，开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以及海军留学欧洲的先河，同时也为随后创办的海军学堂提供经验并输送了大批教育人才，因而对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开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之先河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入侵者的隆隆炮声，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开始寻找救国强国之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吹起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号角，军事自强运动随之兴起。洋务派官员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入手，在设厂制船造炮的同时，亦究心于创办各类教育机构以培养中国的近代化人才。福州船政学堂即是当时应运而生的中国第一所近代化海军学堂，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海军教育机构。

　　船政学堂创办于1866年，初名“求是堂艺局”，创办者为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船政学堂最初设前、后两个学堂：前学堂习学造船，因当时法国制造最精，所延聘的教习多为法国人，学生入前学堂必习法文，故又名法国学堂或制造学堂；后学堂习学驾船，因当时英国海军最强，所延聘的教习多为英国人，学生入后学堂亦必先习英文，故又称英国学堂或驾驶学堂。后来在日意格的建议下，又先后增设绘事院和艺圃。船政局初设画馆两处，一学船图，一学机器图，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技术人员在船成之后“能悉全船之窍要”，(1)1867年底改为绘事院。艺圃设立于1868年，是对操纵和维修机器的技术工人进行培训的场所，艺圃的学员称为“艺徒”，学习合格者，转为船厂正式工人，成绩优异者，则保送进入前学堂学习。1870年后又增设练船，聘英国教习教授后学堂学生实习。故沈葆桢说：“原议学堂两所，艺童60名，后添绘事院、驾驶学堂、管轮学堂、艺圃四所，艺童艺徒共200余名。”(2)这样，船政学堂实际上包括六部分。

　　由于船政学堂是随洋务运动的兴起而创办的，是洋务派“师夷长技”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从创办伊始，目标就非常明确，即不断培养能够制造、维修和操纵指挥舰船的人。1866年，左宗棠在奏呈《求是堂艺局章程》时即明确指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3)沈葆桢亦称：“当时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4)“船厂根本在于学堂”。在这样明确的办学方针指导下，福州船政学堂从招收学生、聘用教习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确定，都与以往的封建教育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体系。

　　就招生而言，船政学堂基本上采用了欧美学校那种宽进严出的方法。刚刚创办的时候，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一般视科举考试为正途，因而“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5)为了把可造就的人才吸引到学堂来，左宗棠一面奏请朝廷“厚给月廪”、“优予登进”，一面放宽招收标准，将学堂的招收对象确定为“粗通文义”的“聪颖幼童”。因此，有的论者指出：“船政学堂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对传统的学术初具入门知识。”(6)但入学以后，要求却十分严格。学堂要定期对学员进行考试，“自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7)，对不合格者随时予以剔退。在日意格（P.M.Giquel）任监督期间，前学堂共招收学生105名，但是到1874年，却仅有39名留下来，6名死亡，其他60名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学业(8)。前后学堂首次录取入学的学生人数为230人，毕业时，第一届制造班仅有魏瀚等21人，第一届驾驶班仅有罗丰禄等23人(9)。黎兆棠督办船政时，也曾经“按照向章，依期面试，勤者优奖，惰者黜退，其有不堪造就及罔知自爱者，别经访闻，亦即随时革去，从不稍事姑容。计数月以来，革退者已十余人矣”。(10)可见，福州船政学堂的淘汰率是非常高的。这种宽进严出的教育模式较之以往“十年寒窗，一朝得中”的封建教育模式有很大的差别，它能使学员在整个求学期间始终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从而在根本上保证毕业学生的质量。

　　为适应近代海军教育的需要，船政学堂所聘用的教习也与以往学堂不同，不是看国学功底的深浅，而主要“延请精通西学者教习制造驶船并英法语言文字”。(11)学堂教习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由洋官保荐”，二是由中国驻外使馆官员在驻在国自行访定，三是在本学堂毕业生和出洋归国留学生中挑选优秀者任之。不管是采用哪一种途径，船政学堂都以“精通西学”作为选聘的第一标准。在学堂创办之初，因“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入手”，而“西人之于轮船操练也，童而习之，寝馈其中，犹中国人之习四书、五经也”(12)，故除汉文教习以外，其它课程的教习、帮办均为洋员。如1876年吴赞诚督办船政时，即委托日意格在法国格致学堂延访“淹通博雅，精于气学、重学、化学者二人来工教导”；1882年黎兆棠督办船政时，亦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英国海部选募品学兼优才技出色管轮洋教习一员”；(13)1884年，张佩纶兼理船政期间，还曾通过驻英公使曾纪泽“延订英国上等格致教习两员，英国上等管轮教习一员”。(14)至于后来逐渐取代洋教习而在船政学堂任教的毕业生和留学生，都是在校时成绩颇为优异之人，如魏瀚“兼通英文，熟悉轮机”，因而兼充后学堂管轮教习；郑清濂“在洋肄习数年，学问尚优”，因而兼充前学堂制造教习；蒋超英“系由学堂出身，并曾游历西洋，精通西学，熟谙驾驶”，而被派到“澄庆”练船作教习。(15)

　　对于所聘教习，船政学堂亦有具体的教学要求。1866年左宗棠在与日意格、德克碑（D’Aiguebelle）签定的合同上，即明确写有“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育成效”(16)之条款。为了保证教学要求的顺利实施，船政学堂对所聘教习还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果教导得力，三年限满，给予回费及两个月辛工；倘不受节制，不守规矩，或教导不力，听凭撤回，以免虚糜”(17)。1882年，由日意格延聘的管轮教习理格就因“教授年余，未甚得力”而被遣令回国。(18)而于1880年聘任为后学堂驾驶洋教习的邓罗（H.B.Taylor），则因教导得力，先后续聘四次，任教11年，不仅工薪逐步增加，还获赏三品顶戴及二等宝星。这样，从高标准选聘，到严格奖惩，福州船政学堂从各个环节上保证教习能够尽心训迪，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内容方面，福州船政学堂以全新的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取代了以往学堂的传统教育内容，为海军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有论者评价说，福州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很有远见，“组织者制定了一套外语、数学、工程学、航海学以及包括基础和实用的大量技术课程，每一门课都用英语或法语教学”。(19)根据日意格对教学状况的记录，船政学堂使用法语授课的学校主要有三所：造船学校、设计学校和学徒学校。造船学校（前学堂）的主要课程包括：法语、算术、几何、几何作图、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以及蒸汽机制造实习和船体建造实习；学徒学校的课程包括：算术、几何、几何作图、代数、设计和蒸汽机构造。另外，在1870年11月前，学生都由学校按不同车间分片，学习法语。使用英语授课的学校主要包括驾驶学校和管轮学校。驾驶学校（后学堂）除了必须开设的英语课外，还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航海技术和地理；管轮学校的课程则包括：英语、算术、几何、设计蒸汽机结构、操纵维修船用蒸汽机，使用仪表、盐分计等。(20)1885年张佩纶任船政大臣时，曾嘱咐洋教习邓罗“将水师将弁应读之书、应学之技，增购洋籍，加定课程，务全日扩新知，勿狃故步”，使船政学堂的课程不断趋于完善。(21)

　　船政学堂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有三个特点：

　　一是实用，针对制造轮船和驾驶轮船的实际需要而制定课程。对此，日意格曾有明确论述。就制造而言，“为了计算一个机器零件或船体的尺寸，必须懂得算术和几何。为了照图制造机器零件或建造船体，就得懂得透视绘图学，也就是几何作图。要明白蒸汽机、船体或其他物体所承受的重力、热膨胀力及各种别的自然力，就需要懂得各种物理定律。再有，了解某物体受外力作用下运动时要克服的阻力、以及该物体应该具有的强度，就要有静力学和机械学的知识。要具备上述知识，光懂得算术和几何就不够了，必须还懂得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就航海而言，“当航海人员看到海岸时，他可以选择几个观测点，用直线、三角学测出船只和陆地的距离，而要学会这点，就必须先学会算术、几何和代数。如果要用太阳、月亮和星星导航，就要用天文学知识找出这些天体的位置及运转规律，还要用球面三角学测出它们在地平线上的高度或距离。航海理论使航海人员能利用这些手段、观测方法、测程器的数学，确定他的船只的位置。利用经纬仪，可以知道他所在地点的当地时间同某一著名地方的时差，并由此能知道两地的经度差。最后一点，如果没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就不可能环游地球”。(22)张佩纶亦言，“臣以生徒所习艺术，由粗及精，期于致用”。(23)

　　二是重学不重造，重本不重末，力求探本求源。1868年，日意格以“造船之枢纽不在运凿挥椎，而在画图定式，非心通其理，所学仍属皮毛”，故船政学堂特开画馆两处，一学船图，一学机器图，希望学生能够久而贯通，不至逐末遗本。(24)1877年，李鸿章又因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因而上奏朝廷，请求让闽厂学生出洋学习，以“探制作之源”。(25)

　　三是灵活，针对学生实际情况设计教学内容，而不拘泥于成式。按照《求是局艺局章程》的规定，学员毕业后并无出洋留学之规定，但是从1872年决定继续修改轮船后，考虑到洋教习合同期满，而中国员匠依然根底尚浅，“只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继之”，因此决定分别从前、后学堂选取天资颖异、学有根底的学生前赴法国和英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希望能于“庄岳之间”窥其精微之奥。(26)因为船政学堂的学生数年来已学有根底，所以在出国学习的时候，船政学堂“变通沪局章程，而求其精善”，比较重视实习内容——赴法学生“半日肄业工厂，每年复以两个月游历各国各船厂铁厂，以增长其见识”，赴英学生则“每年均在学堂，亦以二个月赴大兵船上阅看练习”。(27)

　　在教学方法上，福州船政学堂更侧重于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这与以往传统教育中从书本到书本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前学堂的学生“半日在堂研习功课，半日赴厂习制船械”，以熟悉船厂各部门的功课。(28)后学堂驾驶班的学生在堂课修毕以后，要到练船上练习实际驾驶，以“觇其胆智”，避免临阵张皇。学生每年在船时间，原定两个月，后来裴荫森督办船政时，改为在船六个月；管轮班学习蒸汽机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为了实际运用所学理论，学生们要在陆上练习装配80马力和150马力的蒸汽机，并分别在船上安装蒸汽机和锅炉。这些实习活动，既验证了堂课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又增加了学员的实践经验，教学效果较之传统教学方法有很大提高。

　　总之，在19世纪60年代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福州船政学堂应时而起，以全新的教学体制和内容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和内容，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继之而起的其它海军学校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船政学堂的影响，船政学堂的办学方针、教育规模和教育体系成为当时中国创办海军学校的重要蓝本。其中，因天津水师学堂是继福州船政学堂之后所创办的第二所海军学校，所以其规章多仿福州船政学堂的迹象也尤为明显。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闽堂是开山之祖，至于斟酌损益，后来原易为功。此间学堂（指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略仿闽前后学堂规式”。(29)张之洞于1887年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30)至于其他海军学校，虽多参照天津水师学堂的章程，如昆明湖水师学堂“各种章制均援照天津水师学堂”(31)，威海水师学堂“所有章制，除内外堂课略有变更外，其余援照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32)，江南水师学堂也是“援照天津水师学堂章程”(33)，但这些学堂的规制章程大体不超过福州船政学堂的范围，因而福州船政学堂的启迪之功依然不可抹杀。正如沈翊清所言，“船政制造、驾驶两学堂，自左宗棠、沈葆桢创设以来，规模皆备，人才辈出，为中国南省开学风气所最先”(34)。

　　二、办学成效及其对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影响

　　1、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留欧学生的主体。

　　学校培训和出洋深造，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两大主要内容。福州船政学堂在创办数年之后，又以探本求源的精神揭开了近代海军留学欧洲的序幕。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清政府共派出三批海军留学生计83人，其中除5人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3人为带职学习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余皆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从派遣海军留学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其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求严格。选派生徒需“天资颖异，学有根柢”，由监督“溯查考绩，详加验看”，严禁滥收带往。留学生赴英法之后，制造、驾驶两项学生，每三个月由华、洋监督会同甄别一次，或公订专门洋师甄别，并由华监督酌量调考华文论说。此外，两监督及各项生徒从出洋至回国，凡所学习的一切功课、游历见闻以及日用晋接之事，都需要详细记录日记，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查核，然后再由船政将簿中所记抄咨南、北洋大臣复核。如果遇到别的国家有便益新样之船身、轮机及一切军火、水陆机器，监督要随时探明，觅取图说，分别绘译，务必要使在洋生徒考究精确，实能仿效，同时要将图说汇送船政衙门察核。

　　第二，目标明确。制造学生一方面可以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根柢，另一方面又可以赴厂习艺，以明理法，最后达到兼程并进，收效迅速的效果，“以备总监工之选”；制造艺徒所习之艺，必须“极新极巧”，“可备分厂监工之选”。总的来说，是要达到“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机及全船应需之物，驾驶者能管驾铁甲兵船回华，调度、布阵丝毫不借洋人”的目的。(35)

　　第三，专业宽泛。除制造、驾驶专业以外，还有枪炮、鱼雷、火药制造、海图绘测及海军公法、国际公法、铁路营造、语言文字、矿务等其他专业。此外，对操防、排布、迎御之法也都有涉及。

　　第四，成效显著。由于洋务派视英、法两国为当时驾驶、制造之庄街岳里，因而对留学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这些留学生本人亦“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所以在出国以后，均能专心讲求，奋发有为。(36)第一届留学生“虽天资不一，造就有深浅之殊，而按章督课，实与诸官学卒业之洋员无所轩轾”。(37)其中，制造学生中成绩颇为优异的有魏瀚、陈兆翱、郑清濂、林怡游等人，而且郑清濂在削浦官学的毕业会考中名列第一。在白海士登官学求学的艺徒郭瑞珪、刘懋勋、裘国安则“均列优等”。驾驶学生中成绩优异的有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方伯谦、萨镇冰等人。严宗光先在抱士穆德肄业，后入格林尼次官学，“考课屡列优等”。(38)清外交官薛福成在出使西欧时对这些留学生的评价也很高，认为陈兆翱、魏瀚“可与法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刘步蟾、林泰曾“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严宗光可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萨镇冰、叶祖珪等“可胜管驾之任”，总之他们“均堪重任”。(39)第二届留学生对所学功课亦“莫不详求博览，理法兼精”，最终“各具专长，或为前届学生所未备习，实足以仰备国因材器使”。(40)第三届留学生中，虽然制造学生杨济成“考不及格”，但其余学生均“莫不尽探奥妙，各具专长，较之前届学生，亦学业较邃，创获实多”，(41)特别是陈恩焘、贾凝禧“文武兼资，最为出色”，刘冠雄、黄鸣球、邱志范、郑汝成等“考试皆屡列高等”。(42)

　　以上四个特点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船政学堂在国内的教育是有成效的，毕业生对于西学已“窥见门径”，留学欧洲又达到了“就已成之绪，收深造之功” 的目的。(43)第二，福州船政学堂首开海军学生留学欧洲之风，跟踪并掌握了世界先进技术，加快了中国海军以及海军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2、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构成了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中坚力量。

　　第一，中国近代海军第一代造船技术人员均出自于福州船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福州船政学堂是唯一一所设置制造专业的海军学校。从1866年创办开始，福州船政学堂共培养8届178名制造专业学生，其中36名毕业后赴法国留学，这些学生成为中国第一代通晓制船的军事技术专家。特别是第一届毕业生中的汪乔年、魏瀚、陈兆翱、郑清廉、李寿田、吴德章、杨廉臣等人尤为突出，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兵轮“艺新”号的船身图式即由吴德章等人测算出来的，船内的轮机、水缸等图则出自汪乔年一人之手。1879年，第一届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在魏瀚主持下的，包括陈兆翱、郑清濂等人在内的船政制造工程处逐渐取代了外国专家的办公所，成为船政局的技术指导中心。1883年，福州船政局设计制造的“开济”快船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巡洋舰，“其大段款式已与常式兵轮有异，制件之精良，算配之合法，悉皆制造学生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等本外洋最新、最止、最便捷之法而损益之”。(44)1888年，船政局又自行设计制造了第一艘钢甲巡洋舰“龙威”号，此舰“船式之精良，轮机之灵巧，钢甲之坚密，炮位之整严”，均由魏瀚、陈兆翱等损益泰西新法所设计。(45)在魏瀚总司制造期间，福州船政局先后制造的“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平远”等舰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46)有些舰船即使与外购舰船相比亦毫不逊色，如刘坤一在1895年9月25日的奏折中即提到，“其实前在外洋定购之‘南琛’、‘南瑞’等船，均不如福建船政局所造之‘开济’、‘寰泰’、‘镜清’及上海制造局所造之‘保民’等船”。(47)总之，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造船技术人员改变了过去制造各号常式兵轮“恒籍外国员匠诱掖而教导之，方始有效”的状况，(48)这是随后兴起的其他任何海军学校都无法比拟的。

　　第二，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多由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充任骨干。由于受左宗棠“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致授人以柄”以及沈葆桢“有船不能驾驶与无船同”思想的影响，福州船政学堂在培养制造人才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驾驶人才和管轮人才的培养。自1866年创办以来，共招收驾驶专业学生19届计247名，管轮专业学生14届计210名，其中有24人在毕业后被派往欧洲留学。这些毕业生和留学生不仅基本满足了福建海军建军的需要，而且在其它海军尤其是北洋海军的筹建过程中也起到了骨干的作用，如“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49)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提督以下的总兵、副将、参将等十一个要职，以及主力舰只的管带，也全部都由船政局后学堂驾驶班第一、二、三届毕业生担任。在战争中，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1884年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有11艘军艘参战，其主要将领大多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1894年黄海海战的12名军舰的管带中也有11名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虽然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有一些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的海军军官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由此也可折射出船政学堂在教育方面的一些失误。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首开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之先河，在没有任何国内海军学堂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在教育、教学方面出现一些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它在某些方面的失误而否认其在海军教育中的地位和成效。

　　第三，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人才多出自于福州船政学堂。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许多成为近代海军教育人才。他们不但在本校逐渐接替了洋教习的工作，而且还参与了其它水师学堂的创建，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的发展。就本校而言，在福州船政学堂开设之初，“教习、帮教皆用洋人”，随着学生堂课日深，除了选派出洋外，遇有帮教需人，“即由此项学生选充”。(50)到1887年，前后学堂仅有法国人迈达（Medard）、英国人邓罗、赖格罗(Le Orge)、裴士博四名洋员为总教习，“其余每班教习均以学成制造、驾驶、管轮之学生充当”。(51)到1892年，除前学堂因历届出洋肄习制造者“仅敷派司工程，而于教习事务仍难兼顾”的原因与迈达继续订有合约以外，其他洋教习均已“陆续遣撤回国”。后学堂的教习事务，则全部由出洋回华学生分班充当，当时闽浙总督兼管船政卞宝第亦认为，这些学生 “尚能胜任”(52)。这样，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由“均用洋员”，到选调部分学生充任，再到几乎均由先前历届毕业生充任，初步实现了“由华人教华人”的教育设想。随着学堂毕业生任教人数的增加，不但使学堂的师资成分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保证了海军教育的后继有人。

　　对于其他海军学校来说，福州船政学堂不仅为其创办提供了经验和借鉴，而且也为它们输送了大批的人才资源。这里所说的人才资源主要包括管理人员、教学人员以及学员。如1880年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时，就曾任命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严复为教习（后升任总办），后来又选调后学堂学生许兆箕等四人充任教习。1890年曾国荃创办江南水师学堂时，任命船政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蒋超英为总教习兼提调。1905年，蒋超英升任该学堂总办，另一船政毕业生叶祖珪为督办。1889年，张之洞奏办广东水陆师学堂时，曾调取福州船政学堂英籍教习李家孜（F.T.Richard）为驾驶教习，委派船政学生拨补千总程壁光为练船副总管，并由船政后学堂调来已经在堂学习三、四年的学生37名，按照他们原来在船政学堂的专业、入学先后以及造诣深浅分班授课。此外，原来曾在福州船政学堂主持过工作的官员也因经验丰富，再加上其他学堂事属创始，而被委令总办水师学堂事务。如福建船政提调吴仲翔，经北洋大臣李鸿章调赴天津委办水师学堂，成效显著；又经张之洞函邀请旨，被任命为广东水陆师学堂总办，对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创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首先，就招生而言，西方国家重视海军建设，因而人多“趋此为荣”，投考者多为“大家子弟”，每年自备修膳，无需国家拨款，且“造就速而材艺多”。(53)但是在中国，由于视科举为正途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新兴的船政学堂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因而“闽中艺局学生，均民间十余岁粗解文义子弟”。(54)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经济基础，造成了船政学堂学制周期长，经济负担重的局面，这就必然会使中国海军建设的进程受到影响。

　　此外，中国近代海军建设“闽人独多”亦与船政学堂的招生有很大的关系。船政后学堂在开始招生时，虽“原议招生不论汉、回、蒙一律考选，而应者终渺。闽人本习航海事，开化较早，所以应选者本省之人为多”，广东省靠近福建，也有一些学生报考，至于其他省份，只是“略有一二人而已”。制造学堂招生则“纯是闽人”。(55)虽然从主观上来讲，船政学堂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独招闽人的想法，但是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却出现了多为闽人应招的局面。此后，由于前辈的榜样和相互援引，其他水师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处“亦多闽籍学生”。(56)结果，海军人才亦“不得不就中择取”，(57)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海军“闽人独多”的事实，也为后来的派系之争种下了隐患。

　　其次，就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而言，船政学堂致力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却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教育的内容。船政学堂创设之初即规定，“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训广谕》、《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58)即使是对出国深造的留学生，也要求他们“于闲暇时，兼习史鉴等有用之书，以期明体达用”。(59)另一方面，在洋务大潮中兴起的船政学堂虽然毫无疑问地秉承了洋务派官员的“求强”主张，但是由于初次办学，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海军军官军事素质的重要性。所以，虽然后学堂担负着培养近代海军军官的任务，所学课程也很少有军事色彩。毕乃德在记船政学堂的分科教学时指出，学生们“在训练船上学习一个船长所必需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最重要的操练是在该班高材生的指挥下进行大量的巡航训练”。(60)显然，福州船政学堂是把海军军官等同于船长来进行教育的，其内容主要侧重于巡航，而对海军军官所应掌握的海军军事思想、战略思想和战役指挥思想却少有涉及，对于学员的武德培养、实战训练也很缺乏，这也是甲午海战之所以失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次，从毕业生的安置状况来看，由于缺乏与海军教育相配套的人才使用机制，导致船政学堂后期的毕业生或留学生多闲置不用或学非所用，这也大大削弱了船政学堂的教育效果。

　　总之，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在引进西方教学体制的时候，虽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但它毕竟开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在中国的土壤上建立起了不同于以往传统教育的新的教学体系，它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在海军造船技术、组建海军、指挥战斗以及海军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也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李鸿章把福州船政学堂称为海军的开山鼻祖，后人亦认为福州船政学堂“是为中国防海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设校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