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做最坏打算 通过录音笔留下遗言 但录音笔不知下落

暴徒们把付国豪推到墙边，让付国豪把手放在前面，举着身份证，任他们摆拍。

付国豪：“一开始不想配合，他们可能觉得这是羞辱我，但我自己不觉得拿着自己身份证摆拍有什么羞辱。我的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正大光明，衣服也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也支持香港警察，拿着摆拍有什么好羞辱的？所以他们说拍就拍，随便拍吧。这期间我还一直说话，说我的立场。”

真正让付国豪感到羞辱的，是黑衣人对自己的辱骂，往自己脸上泼水，甚至在他被推搡及殴打的时候，试图扒他的裤子。混乱中，暴徒还试图用人脸识别解锁付国豪的手机，但付国豪护住自己的脸部，倒向身体一侧，暴徒没有得逞。他们从行李车上把付国豪拽下来扔在地上，开始用雨伞等物袭击，暴力升级。

记者：“那个时候谁能帮你？”

付国豪：“我以为现场的其他媒体记者，有其他媒体记者或许能帮忙呼吁一下制止一下，但我看其他媒体记者也很危险，他们如果站出来反对黑衣人，那就是第二个我，也在旁边一块绑着。”

在被施暴的过程中，28岁的付国豪产生过最坏的预期。

付国豪：“最坏的判断时他们可能会在这打死我，这时候我发现身边有个蓝色的录音笔，我像抓住宝物一样，觉得自己可以录下点东西。我就说我是付国豪，我来自天津，我爸我妈对我很好，我现在生活很开心，我家里有一只小狗蛋，我非常喜欢我们家小狗蛋，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就在想如果在直播的话，爸妈能听到最好；如果直播录不进去，录音笔能留存下来也挺好。当时就害怕万一出人命怎么办，以后想说就没机会了，我以留遗言的心情录的。”

记者：“但是你也不知道它是谁的。”

付国豪：“我不知道是谁的，可能是示威者的。”

记者：“关键是你也不知道它的下落会是什么？”

付国豪：“它后来被抢走了，有个人拿脚踩一下，用手抓走了。”

接近昏迷时被救 感到“终于结束了”担架上说出“我爱香港”

付国豪被围困时，他的同事就已经报了警，但警察也无法接近付国豪，直到付国豪被殴打至接近昏迷，警察才有机会挤进人群。

记者：“我们从视频上看到把你往外运送的过程中，一路上还是有人对你拳打脚踢。”

付国豪：“我也感觉到，但是意识不是很清醒，因为全程都在拳打脚踢。”

记者：“那个时候精神状况怎么样？”

付国豪：“有一些安慰，终于结束了。”

在担架上，付国豪用普通话和英语对救护人员说了谢谢，另外还说了一句“我爱香港”。

记者：“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付国豪：“我作为记者对内地和香港的局势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我不希望看到内地朋友对这些暴徒很生气很不满，让暴徒的暴力举动连累到香港的普通市民。这一周以来很多香港主流媒体的报纸都发声明呼吁停止暴力行动。我们要鼓励支持香港社会这种理性的反对暴力的声音。如果我被打造成的影响是大家都去恨香港，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务必要在能说话的时候，把我对香港的感情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