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执法固然能有一定成效，但问题还是应当尽量前置性解决，从人们的安全意识入手。”赵丽君表示，如果依靠执法来督促大家佩戴头盔，势必需要耗费大量警力，“一个路口就要多名警察，警力有限，不可能每个路口都安排警力，即便进行处罚，也只能是集中突击在部分路段开展，可行性不高，很难大规模、长时间这么做。”

　　赵丽君认为，各地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让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真正认识到佩戴安全头盔的必要性。例如，可以借助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的机会，让驾驶人接受安全教育培训，用典型事故案例和相关统计数据强化人们的安全意识，纠正以往存在的认识误区。此外，还可以请志愿者在进社区、进校园的过程中普及安全头盔的佩戴，让佩戴头盔从娃娃抓起，在孩子骑第一辆自行车时就培养佩戴头盔的习惯。

　　“推广安全头盔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对安全头盔本身有准确界定。”赵丽君表示，目前市面上的头盔所执行的生产标准并不统一。尽管摩托车乘员头盔已由生产许可证管理变为强制性产品认证(即3C认证)，要求符合GB-811的有关规定，但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所用头盔标准也应存在差别，“根据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课题组与世卫组织合作成果所知，在欧洲，不同车速对应不同类型的头盔，在头盔重量、左右水平视野、上下视野、护目镜透光度等方面都要有具体标准，并且要通过吸收碰撞能力性能试验等多项检验，当前我们国家也亟须出台相应的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生产标准，对市场加以规范。”

　　本报记者 宗媛媛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