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郭卫刚医生(右前一)在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演示教学。中新网记者 阚枫 摄

郭卫刚

“辫子医生”的朋友圈

高原反应，这是进藏的必经一关，对于需要高强度工作的援藏医生来说，身体上的不适更是一道坎儿。

48岁的郭卫刚是上海四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这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进藏后肺动脉压力增高，但他仍在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坚持工作。

显然，郭卫刚低估了高原工作的困难程度。2018年8月1日，他在日喀则人民医院正式上岗的第一天，就在朋友圈记录了“难忘一天”。

一位西藏大三女生因巨大肺包虫(20厘米)破裂需要紧急手术，在综合考虑患者情况后，郭卫刚决定手术采用胸腔镜单操作孔技术。不过，这么大的肺包虫病例，让手术难度陡增。

整整4个半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郭卫刚，几乎是在屏息凝神的状态下成功完成手术。但是，走下手术台后，放松下来的他突然感到高原反应的极度不适。

“两脚发软，头疼欲裂，几乎没法行走。”郭卫刚说，自己像抢救病人一样立即把氧气管插到鼻腔。头天晚上已经历高原失眠的他，这刻终于可以闭目休息。

他在微信朋友圈这样描述进藏工作的首日心得：不辱使命，开个好头。

之后的西藏工作中，郭卫刚都会随身带着一套便携制氧设备。这样的设备在援藏医生中也渐渐成了标配，由于吸氧过程中，长长的氧气管挂在头上，他们称自己为“辫子医生”。

在日喀则，每一次大的“战役”后，郭卫刚都会在朋友圈表达自己的心情：不负母院所托，中山兄弟并进；期待更多专家前往这片神奇的土地；援藏，我们是认真的……

如今的郭卫刚经常带着氧气瓶出门诊、做手术、查房、教学，肺动脉高压严重时，他甚至经常要去医院的高压氧仓里缓解不适。

为啥执意赴藏支援？“人生总需要一些刻骨铭心的勇敢。”郭卫刚说。

来自首都儿研所的援藏医生张迪(右二)和援藏队友们。供图

采访后记 ：

他们说，千里援藏是职责，救死扶伤是本能

2015年，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的国家政策下，7省市65家医院对口帮扶西藏自治区“1+7”医院，选最好的医院、建最好的团队、派最好的医生，4年来600多名医疗专家先后赴藏工作。

这些医生中，每个人的“援藏故事”，都有刻骨铭心的难忘情节，不过，赴高原生活的他们，同时又乐观、有趣、热爱生活。

因为高原失眠，张隽几乎每晚都要在安眠药的帮助下入睡。他还清晰记得，在那些药劲儿正浓的深夜，多少个紧急电话把他从熟睡中拉起，强打精神赶回医院。他自嘲：来西藏学会了腾云驾雾。

患有肺动脉高压的郭卫刚经常调侃，自己的高原生活半径就是“氧气罐的五米之内”。即便这样，忙碌之余，他依然在医疗队公寓院子里种植了成片的格桑花，装饰自己在日喀则的家。

NICU的张迪，依旧是那个严谨干练的北京专家。这个80后女医生的朋友圈里，她穿着藏族服装向大家拜年，录制卡通版科普资讯，描述手术成功后的满足，关注黑洞照片和巴黎圣母院……她没有记录任何高原工作的艰辛。

采访中，提及家庭，每个援藏医生都有各种各样对于家人的愧疚，但他们说的最多的是“职责所在”，“总得有人干”；谈到工作，几乎每个医生都在工作中体会过高反的痛苦，但他们常挂在嘴边是“救人是本能”，“顾不了那么多”。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4年来，西藏有338种“大病”不用出自治区就能救治，1990种“中病”不出地市就可以医治，一些常见的“小病”在县级医院就能及时治愈，整个自治区危急重症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90.88%。(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