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承压 只因去年净息差上涨

　　年报数据显示，2018年四大国有银行的净息差(NIM)普遍上升，利息收入仍是支撑大型银行净利润持续上行的动力所在。根据年报数据统计，四大行去年利息收入总计18962.62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74.68%。

　　具体来看，工行利息净收入5725.18亿元，比上年增加504.40亿元，增长9.7%，占营业收入的74%；建行2018年利息净收入4862.78亿元，较上年增加338.22亿元，增幅为7.48%，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 73.80%；农行去年净利息收入4777.60亿元，较上年增加358.30亿元，增幅为8.1%，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79%；中行2018年净利息收入3597.06亿元，较上年增加213.17亿元，增幅为6.3%，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71.4%。

　　数据显示，四大行的净息差基本在2.3%以上。去年农行净息差为2.33%，增长0.05个百分点；建行净息差为2.31%，同比增长0.1个百分点；工行净息差为2.3%，同比增长0.8个百分点；中行净息差为1.9%，增长0.06个百分点。

　　对于净息差的上涨，建行在年报中解释称，2018年，受央行定向降准影响，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强资产负债定价管理和加大存款推动力度等措施，本集团生息资产收益率上升幅度高于付息负债付息率上升幅度，使得净利差及净息差的上行。

　　“去年净息差走势不错，稳定且略有上升。但今年可能将面临不一样的变化。”工行行长谷澍表示，去年以来，市场利率出现下行，虽然信贷市场利率下行速度相对于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缓慢，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要保持净息差稳定仍有挑战。对工行来讲，今年保持净息差主要的侧重点是要在负债端做更多的工作，坚持把存款性的负债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控制高成本负债。

　　中行副行长吴富林也认为2019年净息差将承压，一是美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放缓，对银行外币净息差带来一定影响；二是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了资金形态的转化，加剧了银行间的存款竞争，会对银行的存款成本控制带来一定的压力。

　　面对可能出现的行业性利差收窄，四大行均表示，将努力控制负债成本，优化结构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记者 程婕）

　　延伸阅读

　　为啥大行董事长收入比风险官还低几十万？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一直是银行年报最受关注的内容。今年四大行年报显示，受“限薪令”影响，位高权重、责任最大的董事长和行长依然不是各家银行薪酬最高的管理者。

　　工行年报显示，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谷澍薪酬为54.60万元，社保、企业年金及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存部分为12.69万元，税前合计67.29万元。原工行董事长、执行董事，现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薪酬和社保、企业年金及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存部分与谷澍一致，同样税前合计67.29万元。建行董事长、执行董事田国立税前薪酬合计为71.13万元。农行董事长、执行董事周慕冰税前薪酬合计为70.39万元。中行董事长陈四清税前薪酬合计69.04万元；去年6月上任的副董事长、行长刘连舸税前共计23.22万元。

　　不难看出，四大行董事长、行长的薪酬基本在60万-70万元之间。年报显示，他们都不是董监高薪酬最高者，其收入往往比本行的首席风险官、首席财务官或董事长秘书等高管低几十万。

　　北京青年报记者查阅历史数据发现，2015年以前，国有大行的董事长和行长收入虽然也比股份行低很多，但也基本在百万之上，但从2015年开始就普遍“腰斩”至60万左右的水平。

　　业内人士指出，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国企负责人的“限薪令”正是从2015年开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