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

　　去年，省民政厅出台《2018年推进城乡社区“三社联动”的行动计划》，在全省确定了10个省级农村社区试点，坎顶村位列其中。自此，坎顶村的社工团队迎来同盟军——来自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三社联动”的主体。

　　“三社联动”发端于上海，旨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整合分散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资源，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坎顶村的实践中，驻村社工起到枢纽作用。

　　“社工团队负责整个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评估、设计和实施。”坎顶村“青耆同乐”农村“三社联动”试点项目督导陈雪云表示，社工可利用专业优势，与村干部及村民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评估乡村发现现状，挖掘乡村资源优势，赋能乡村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社工团队可根据村庄发展需求，进行资源链接，有针对性地引入公益性社会组织。

　　“在重阳节、春节等活动中，社会组织提供了义诊、剪发、写春联等便民服务，更为村里老人带来羽绒服、棉被等物资。”陈雪云说，目前在漳州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已近600家，这为“三社联动”提供了丰富的外部资源。“和平乡广种枇杷树，然而大量枇杷叶被随意丢弃，资源利用率不高。为助力产业发展，市民政局对接了漳州市英才协会，对方派出技术人员到村里建立收购站回收枇杷叶，帮助村民增收。”

　　来自外部的社会组织资源有其优势，但难以长期持续地提供服务。因此，驻村社工们一方面外引，另一方面内培。

　　“我们通过引导、选择领头人、帮助建章立制等方式，培育孵化村庄自组织，实现村庄自我服务、自我发展。”陈雪云说，按照计划，坎顶村将重新运作老人协会；“巧娘班”将从识字班升级为妇女自组织，成为妇女们互助交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平台；返乡大学生、乡贤能人也将在村庄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三社联动”中，社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与村两委充分互动。更加了解村情的村两委，能够为社工开展工作提供更多有效建议。同时，我们也重视村两委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化水平。”王闽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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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探索

　　尽管“三社联动”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实践时间尚短，这套机制依然面临着联不动、无序联动等问题。

　　“有些社区工作人员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要花钱购买社工服务。”黄耀明在对省内“三社联动”案例进行调研后发现，认知偏差是其推进的首要障碍。认知偏差容易导致重视不足、配合度不高、投入不够。

　　同时，“三社联动”项目可持续性问题也令人担忧。

　　“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过程中，并未科学规划该买什么服务、服务预算多少、服务周期多久等问题，以致一个服务项目在不同的时段由不同社工团体承接，且随时可能中断。”黄耀明认为，这将影响服务成效和服务品质。他建议，加大各级财政购买“三社联动”力度，并科学规划项目的周期，如采用“三年一周期，一年一签一评估”的方式，同时引导企业及基金会加入购买行列，增加购买主体。

　　钱的问题重要，人的问题同样重要。陈雪云介绍，当前漳州全市有社工机构24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1 500多人，其中持证社工700名，但真正开展服务的人数占比并不大。一旦“三社联动”全面铺开，本地社工人才储备不足，不能满足需求。

　　此外，在“三社联动”实践中，还存在社会组织与社区能动性不足的问题。

　　对此，在具体实践层面，黄耀明主张，首先要构建乡村“三社联动”协调协作机制。“村两委、驻村社工与社会组织必须形成平等协商的协调机制，透过联席议事会议机制让三者形成沟通与议事常态化。”黄耀明表示，“村两委要组织、动员和引导群众支持驻村社工和社会组织开展工作；驻村社工要重点做好村两委及各类自组织的能力建设，解决乡村重点特殊群体的困境与问题，引入公益组织力量服务乡村发展；社会组织要发挥自身资源、专业、网络等优势介入乡村振兴。”

　　（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郭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