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世卫专家郝伟：“游戏成瘾入病”有助于规范诊疗市场

　　北青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游戏上瘾引发的医学问题的呢？

　　郝伟：从2000年开始，我就遇到了一些因为过度玩游戏来就诊的患者，当时就发现游戏作为一种新的现象，已经出现了一些医学问题，这也是我后来提出将“游戏障碍”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原因之一。2002年左右，我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也在专家们的建议下，曾尝试做一些网络成瘾方面的研究。到了后来修订《国际疾病分类》，2012年我联合两名德国专家，向世界卫生组织发了一封调查文献，提出应该将包括游戏上瘾在内的网络成瘾现象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中来。当时其实也是顺势而为，发挥了一些作用。专家委员会的同道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也相当重要。

　　北青报：“游戏障碍”是怎样被正式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的呢？

　　郝伟：一开始我们在专家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出将网络成瘾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但也引发了很多争议。有一些偏社会学的专家觉得这是将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了一个医学问题。从那时候开始，全世界相关方面的医学专家先后开了好几次会，讨论网络成瘾等问题。后来大家还是觉得网络成瘾这个概念比较大，而是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游戏成瘾的问题上，因为这也是网络成瘾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所在。

　　到2014年的时候，大家还在争议“游戏障碍”是否应该被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之中。在这些讨论中我们提出了很多医学的证据，比如，有研究发现，游戏过度成瘾之后，有些人会处于一个失去自控力的状态，这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对他们的社会功能产生影响。

　　此外，很多专家举了一些游戏成瘾和化学物质成瘾比较相似的报告，比如，化学物质成瘾的人会有一种“戒断症状”，例如，人长期吸烟，忽然不吸烟了，就会觉得身体难受。“游戏障碍”的患者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现象，甚至有些案例中，会有情绪急躁、攻击他人的报告。

　　此外，化学物质成瘾还会让人的耐受性增加，比如，有的人吸烟，吸得越久每天要吸的烟就越多。有些人玩游戏，玩的时间会不断增加，甚至不停花钱升级电脑或者购买游戏里的装备。除了这些相似性外，也有文献发现，游戏过度上瘾的人的脑影像和化学物质上瘾的人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游戏障碍”的患者可能还会面对身体健康的损害。

　　最终，到了2015年的时候，专家组就基本达成了共识，认可“游戏障碍”应该被列入修订的《国际疾病分类》中了。

　　北青报：对于一些游戏公司提出反对将“游戏障碍”视为疾病，您有什么回应呢？

　　郝伟：世卫组织的专家委员会修订《国际疾病分类》，是为人类的健康考虑。此前世界卫生组织也推广禁烟、禁酒，也曾经引来烟草公司、酒业公司的反对，但他们可能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考虑的是医学上，这样的设置是否对人类的健康有利、是否对医学的发展有利。

　　北青报：“游戏障碍”被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后，对社会会有哪些好处？

　　郝伟：我们专家委员会之前讨论中有人觉得社会问题不应该变成医学问题，但专家委员会后来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将它变成医学问题，是有利于我们进行干预，寻求解决的方法的。比如，以前有些人脾气不好，大家觉得是性格问题，但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知道他们是患上了焦虑症。也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医学的研究发现他们不只是心理问题，其实是身体也出了问题。“游戏障碍”被列入疾病之后，就意味着家庭可以将患者送到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也减少了家庭的一些误区。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只是将“游戏障碍”列入疾病的范畴，相关的研究还处在原始阶段，比如，并没有直接针对“游戏障碍”的药物，因为此前药物的研发者会发现，根本没有这种病啊，怎么发明药物呢？未来，相关的科学研究都可以努力跟上。

　　最后，我们提出了“游戏障碍”的规范化标准，也就意味着能够规范化地了解这种疾病在社会中的情况。我们可以有效地统计发病率、发病高发年龄等情况，有助于我们医学的进步。此外，也有助于规范化诊治游戏成瘾的诊疗市场，毕竟这个市场之前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的。

　　北青报：对于一些人担心的玩个游戏就被扣上“游戏障碍”的帽子，您认为该怎么看？

　　郝伟：这是不用担心的。我们在诊断的标准中非常明确，“游戏障碍”意味着患者因为玩游戏影响了自身的社会功能，并且造成了很多不良后果。这意味着，患者对于游戏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感，以至于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只有保持一段长时间的症状，才能被视为“游戏障碍”。

　　此外，我们还应该排除一些其他疾病的可能性，比如，焦虑症患者、抑郁症患者，他们可能也会沉迷于打游戏，起到心理逃避的作用。但他们应该被视为焦虑症患者、抑郁症患者来治疗，实际上，焦虑症、抑郁症被治愈后，他们也就不会出现“游戏障碍”的症状了。

　　我们并不是否定游戏，很多人偶尔玩玩游戏都是没问题的，只要不长期影响个人的生活就好。（记者 屈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