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30日，武平县万安乡捷文村村民李桂林，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号林权证。（资料图片）

　　巍巍群山，雄踞东南，绵延千里，万峰叠翠。

　　福建的森林覆盖率已连续多年蝉联全国第一，被誉为全国最绿的省份。这得益于一场被称之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的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2002年6月，在这场改革的关键时刻，时任省长习近平在武平考察时现场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这场发源于福建的林改，开启了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先声，探索出一条推进绿色发展的康庄大道。十几年来，1亿多中国林农林权明晰到户，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国家得绿，林农得利”。

　　今日八闽，人与森林和谐共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今日八闽，林下经济方兴未艾，“不砍树也能致富”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

　　星星之火

　　——八闽人民的创举

　　“林改前，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时任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记忆犹新。

　　福建，人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是中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山区林农占了全省人口总量七成以上。俗话说，靠山吃山，可当时的山却是“看得见，吃不着”。

　　新中国成立后，集体林权制度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动，先是土改时期的分山到户，然后是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山林入社，接下来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山林统一经营。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三定”后，林权归属不清和分配不合理导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凸显。

　　黄建兴解释道，由于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显界定，林农作为集体山林真正的所有权主体被虚置，出现了“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难”困局。

　　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一些山村的平静，被频繁发生的盗伐林木事件打破了。

　　在永安市洪田镇洪田村，党支部书记邓文山还清晰地记得，因为说不清林地到底是谁的。上世纪90年代，胆大的白天砍，胆小的晚上盗，其他村民觉得吃了亏，也纷纷参与乱砍滥伐，连大年初一晚上都有人摸上山去砍树。后来，盗伐从个别人发展到专业队，各路口设放风人员，揣着传呼机，发现有情况就打“444”，没有情况就打“666”。

　　盗伐林木，苦了干部。“夏天满山都是花脚蚊子，一咬一个红点，一抓肿起一片，怕有味道让盗伐者嗅到了，连风油精都不敢擦！”邓文山告诉记者，他们白天晚上满山巡查抓盗伐的人，一个个通宵巡查下来，山路上奔波，荆棘间穿行，满身刮痕疲惫不堪，好容易逮住一个，可是，那人全家老幼齐出动，守在村干部家里又哭又闹，说是顶梁柱抓走了，日子没法过了。

　　洪田村的困境并不是孤例。

　　在武平县万安乡捷文村，全村2.6万多亩林地陷入村民乱砍滥伐的混乱之中。因为盗伐，全村就有10人被抓、7人被判刑。只要听说森林公安来了，村里很多男人都闻风“跑路”，捷文村因此被称为“寡妇村”。

　　武平县岩前镇将军村的90后返乡青年钟鑫林改前还在读小学，他清楚地记得，争抢之下，当时山上的林木资源越来越少，谁要上山砍树得先打一架，谁赢谁才能上山砍树。

　　八闽群山，沉默无语。然而，一些人、一些村的创造性举动，犹如突然吹来的风，让树林唱起动人的歌——

　　早在1979年6月，仙游县盖尾公社莲井大队的农民李金耀与大队签订合同，承包当地马山1200亩的荒山造林，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家庭林场。一举成为全国承包荒山、创办家庭林场的国内第一个“包山大户”。

　　1987年李金耀病逝，女儿李美和接下父亲未竟的事业。2003年4月，我省《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在莲井村以公开招标方式转让马山55%山林收益股份时，李美和一举中标，股权达70%。8月，她就领到林权证。次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林业表彰会上，李美和被授予“全国林业劳模”证书和奖章。今天，曾经光秃秃的马山已是满目苍翠，鸟语花香。

　　1998年5月，永安市洪田镇洪田村正在酝酿一场巨变。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林木林地产权不明晰，群众‘靠山不能吃山’。”邓文山说，村里总结了这些年的乱象。从那年5月到9月，洪田村先后召开20多次村两委和村民小组会议。事关切身利益，大家对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各抒己见，无法统一。村两委最后决定：把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集中到镇企管办的会议室讨论，统一办伙食。

　　邓文山还记得那年9月进行的一场决定性的会议，他狠狠地掐灭烟头，一句话平息了喧闹声——在场的每个人发一张纸填写：“你们同意分山的写‘同’，不同意分山的写‘不’。”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八成以上的村民赞成分山！不经意中，洪田村成为全国第一个把山分到户的村，被称为我国林改的“小岗村”。

　　一锤定音

　　——全国林改第一县的探索

　　决定性的突破，始于闽西武平。

　　我国的林权，是指“林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4项权利。2000年，国家林业局推行换发全国统一式样的林权证。2001年5月，福建省林业厅组织开展换证试点，武平县被确定为试点县之一。

　　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武平县在万安乡上镇村开展新林权证换发工作。然而，此次换证仍只是对以往集体林再次确权为集体，并没有解决最核心的产权问题。一开始就停滞不前，而且纠纷不断。

　　“要换发证必须先明晰产权。”就在试点工作陷入停滞之时，武平县委、县政府开展进一步调研，“要试就试出点新东西来。”

　　当时集体林权作为集体所有的财产，几十年来从未动摇过，武平县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前提下，于2001年6月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要求，重新选择万安乡捷文村开展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首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山要怎样分，二是山要谁来分。”时任武平县林业局局长钟发贵介绍说，“捷文村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提出‘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决定，把集体山林‘平均分给农户’。”

　　2001年12月30日，万安乡捷文村村民李桂林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号林权证，这本新式林权证清清楚楚标注着“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归林农自己所有”。“李桂林所在的村民小组是最先做的，一共是177份。”接受记者采访时，捷文村党支部书记钟泰福还记得填写林权证的那一晚，“既紧张，又兴奋”。

　　2002年4月，武平县委、县政府正式出台《关于深化集体林地林木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在既没有上级授权，也没有具体法律依据，更没有其他地方经验做法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武平拉开了全县林改的序幕。

　　“山分了，林权证发了，但没有上面的红头文件，发下去的证算不算数，分下来的山会不会被收回？”武平干部群众们的心还是不踏实。

　　时间指向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武平调研林改工作，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等重要指示。

　　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受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大幕由此正式拉开：2002年8月，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议在武平召开；2003年，福建全省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6年福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得到中央认可；2008年，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武平林改创举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职的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福建代表团代表时，对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