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探访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护理部。陈超 摄

　　的确，基层医疗机构和二、三级医院的采购平台合二为一，上下联动，也就是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与二、三级医院采购目录上下一致，为分级诊疗制度的奠定打下了基础，方便了患者就医和取药。

　　这只是众多医改工作的一个缩影。据北京市卫计委通报，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四周以来，3600余所医疗机构服务秩序井然，药品阳光采购平台累积订购金额51亿元，累积节约费用约4.2亿元，节省幅度达8.2%。

　　监测表明，一个多月来三级医院总门急诊量减少15.1%，二级医院总门急诊量减少7.2%。一级医院及社区服务中心门急诊量增加3.4%，一些普通病常见病逐步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

　　“通过阳光采购，实施分级诊疗，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不再都往大医院挤，这也是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梁万年说。

　　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需跟上

　　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这是取消药品加成的终极目标，也是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自然而然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此，必须做好试点工作，相关文件已明确要求在综合医改试点省和其他非试点省都要分别选取一定数量的城市做薪酬制度改革的试点。”梁万年介绍，比如说11个综合医改试点省，每个省份选3个市，其他的省份除了西藏以外，每个省选一个市，进行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试点，探索经验。然后通过一年左右的试点，及时总结试点地区的经验，着手制定医药卫生行业薪酬制度的指导性文件。

　　具体来讲，梁万年表示，薪酬制度改革关键内容有：要优化公立医院薪酬结构，如何根据不同公立医院的情况，包括在一个公立医院内部不同岗位的情况，有效地根据功能定位和岗位职责要求，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薪酬结构，这是试点地区要进行探索的。

　　其次，要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现在，公立医院薪酬水平的核定是按照一般事业单位统一规定来做的，但是说医疗卫生行业，具有人才培养周期长、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需终身学习等特点。“为此，需要在试点地区进行突破，合理确定公立医院的薪酬水平。总量上去了，收入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了，薪酬制度对医务人员的激励作用也就出来了。”梁万年说。

　　另外， “可以鼓励地方对公立医院探索院长年薪制改革。”梁万年表示，院长代表政府来管理医院，薪酬就由财政直接拨付，和医院收入没有关系。但是政府对院长要进行严格考核，考核的结果要和核定医院总的薪酬水平挂钩，用这套机制让院长回归到他代表政府来管理医院的角色上来。还有些地方对医务人员实行年薪制，比如说福建省三明市。这些方面也鼓励试点地区用多种方式探索经验。

　　最后，是落实公立医院分配自主权。梁万年指出，薪酬总量一旦明确以后，如何分配，如何体现向一线人员的倾斜；如何来体现工作量、工作质量和老百姓的满意度，如何彻底切断医务人员收入和药品、检查收入直接挂钩的问题，需要给公立医院充分自主权，由公立医院根据情况制定绩效分配办法，要避免“大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