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琬，字沚丞，又名黄源、黄苑，祖籍福建省永泰县白云乡，1903年出生于福州一个贫苦市民家庭。1910年，黄琬入福州西峰小学读书，毕业后即考入省立福州第二中学就读。他聪颖勤奋，学习刻苦认真。1919年的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震撼了祖国大地，给正在中学读书的黄琬带来了希望和光明。此后，他受进步教师邓欧如和进步学生陈任民、方尔灏等人的影响，深感国家、民族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的残暴统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置身于学生运动的前列，投入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

　　1922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许崇智部自赣入闽，赶走了福建的反动军阀李厚基，福建空气为之一新。这时，黄琬在陈任民、方尔灏的引导下，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以及《向导》《新青年》《新社会观》等，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从这些进步书刊中，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弊端和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积极组织进步同学走上街头向人民宣传五四运动提倡的新文化、新思潮，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形势，抨击时弊，号召民众开展反对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和抵制仇货的斗争。在斗争中，黄琬机智勇敢，刚正不阿，体现出他分析问题的能力和领导才能。为同学们所敬佩。

　　1925年3月底。福州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开展抵制美国渔业在华倾销运动。在英华学潮和排黄泽鱼事件发生后，美国派15艘兵舰开入闽江口进行威胁，使当时的反动军阀政府寝食不安。他们对学生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以取悦于其主子——美帝国主义。黄琬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深入工厂、商店，发动各阶层民众声援学生运动。全市实行罢工、罢课，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在学生运动中，黄碗的才干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4月1日，经共青团中央审查，黄琬和方尔灏、翁良毓等10人加入CY（共青团）组织。他们是团中央在福建发展的第一批团员。

　　5月，CY福州支部根据党中央关于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指示，决定派黄琬往汕头报考由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为主筹办的军校（系黄埔军校的分校）。时值广东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东路军奉命征讨。由于战事频繁，无暇旁顾，筹办分校一事只好搁下，黄琬为此而未能成行。

　　是年冬，黄琬、郑腾芳受共青团福州支部委派，到漳州等地发展组织，以期联合榕漳厦3个地区的团组织成立团区委。后因故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由于黄琬工作大胆、泼辣，成绩甚佳，1926年夏他从闽南回到福州后即被中共福州地委接收为中共党员。

　　黄琬入党后，党组织根据他的社会关系，派他往马尾海军学校学习军事，为他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海军学校学习期间，正是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向闽、浙进发之际，黄琬在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和王荷波、方尔灏的具体指挥下，利用在军校学习的有利条件，协助王荷波开展军队的工作。

　　1926年8月，为了策应东路军入闽，黄琬经常出入于马尾“海军联欢社”，奔走于驻马尾等地海军陆战队的兄弟会之间，联系中下层水兵，启发他们的觉悟，开展策反工作，争取他们为共产党工作，从而动摇了福州军阀张毅部队的基础。东路军趁势消灭了张毅部队，迫使福建省防司令李春生俯首就范，放下武器。黄琬的出色工作，保证了东路军顺利挺进福州。

　　1927年3月，蒋介石以“整理党务”为名开始实施反共阴谋，福州的国民党右派从3月3日至8日连续制造流血事件，殴打、绑架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给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反动逆流以迎头痛击，在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下，黄琬参与发动3月10日福州市40多个群众团体万余人举行的群众性游行示威。他们沿途高呼革命口号，提出惩办反动分子等7项强烈要求，迫使当局全部接受。这次革命行动，连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也不得不慨然叹曰：“群情汹涌，愤不可遏，诚空前未有之大示威运动也。”

　　4月3日，福州的国民党右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率先向共产党发难。他们在南较场召开“拥蒋护党大会”，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妄图镇压革命运动，形势极为危急。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为量，中共福州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少数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坚持工作外，其余同志撤离福州，分散隐蔽。于是黄琬和江木煊等人相继撤离城区，疏散到北门外马鞍乡隐蔽。几天后，黄琬由他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亲戚保护，又回到福州继续投入革命斗争的行列。

　　1927年8月，黄琬通过其亲戚的关系，在福建省农工厅谋得科员职务。翌年3月初，农工厅的厅长为了沽名钓誉，推行“三民主义”，在闽侯营前设立县佐，搞所谓“农村试验区”，并吹嘘为“营前模范村”，还自任村长。该村是实行单行法的特区，直属省政府管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模范村”的机构设置同一级县政府相同。根据中共福州地委的指示，黄琬、王介山（系中共地下党员，同在农工厅任职）也前往营前。黄琬当上了民团主任，设团部于营前南邻的桃园村宗祠内，驻守玉田一带，并带去号目、班长等五六人以训练民兵，还组建起了以王介山为队长、黄琬为副队长的村警备队，驻守营前，形成南北呼应的局势。这个“试验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就为在这一带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江木煊、孙健、郑乃之等人创造了良好的活动条件。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建立了玉田、桃园党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100余人，活动区域扩大到邻近的三山、东渡、大溪等地，在这一带农村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黄琬在担任民团主任期间，根据市委关于建立玉田、桃园农民武装的指示，亲自对由玉田、桃园党支部和农民协会选送来的进步青年、农民干部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白天，他带领民兵进行军事演习，晚上，他为农民骨干上课演讲。尽管课后往往已是夜深人静，他还是坐下来制订第二天的军事训练计划和准备政治课的讲课内容。经过精心训练和讲授，学员们的军事和政治素质都有了较大的提高。黄琬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中共福州市委领导和同志们的交口赞誉。1928年1月，黄琬被选举为福州市委的执行委员。

　　1927年临近夏收之际，农民群众要求减租减息，改善生活条件。玉田乡党支部为体现农民的意愿，以农会的名义公开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宣布地主富农不得收田、退佃。这一决定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使“二五减租”的斗争得以顺利进行。土豪劣绅不甘心失败，暗中纠集反动势力，竭力破坏减租运动。为了取得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黄琬、王介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动用“模范村”警备队的武装，镇压了几个为富不仁、带头滋事的土劣头目，以儆效尤。各乡土劣惊恐万状，纷纷逃往福州，寻找反动靠山，伺机反扑。这时，叛徒郑挺泰为了邀功请赏，潜往福州向国民党省防司令部告密；玉田、桃园的减租运动是共产党一手策动的，请求派兵镇压。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福州市委立即在福安会馆召开扩大会议，黄琬、江木煊、孙健、郑长琦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连续进行了三个晚上。黄琬、江木煊等在会上分析了玉田、桃园的敌我形势后，认为农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群情激昂，武装暴动迫在眉睫。他们指出：要夺取斗争的胜利，关键在于党的正确引导。黄琬等人的发言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市委立即作出在“玉田、桃园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决定”。为此，市委指示黄琬从“模范村”民团调剂出30支步枪发给玉田、桃园的民团，随即又派他赶赴永泰取驳壳枪；指定江木煊、孙健赶回玉田、桃园着手进行武装暴动前的具体准备工作。

　　当玉田、桃园武装暴动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人们正翘首以待市委最后命令的下达和黄琬归来的时候，反动派罪恶的魔爪也伸向正在酝酿中的农民暴动。

　　8月的一天夜晚，国民党省防司令部出动2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和数十名便衣警探，悄悄包围了玉田、桃园。江木煊、孙健、郑乃之等人被捕。反动派四处搜捕黄琬未遂，只好押着江、孙、郑等人，悻悻地回到福州。

　　翌日，黄琬掖着驳壳枪匆匆赶回玉田，途经福州时获悉暴动流产，当即与福州市委取得联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又转移到马尾造船厂协助在那里工作的郑长琦发展地下党组织，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1930年4月下旬，黄琬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通知，赴厦门接受任务。抵达厦门后，方知即将参加省委为营救被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的原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以及40余名闽西苏区干部而部署的劫狱行动。黄琬为自己能够被党组织挑选参加这一行动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为了保证劫狱的顺利进行，省委决定成立一个由罗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陶铸5人组成的劫狱委员会，具体领导劫狱行动。委员会下设特务队和接应队。特务队是劫狱的骨干力量，是劫狱的实施者，由11名队员组成，分为内、外两队，内队6人分成3个组，外队5人分为2个组。黄琬被分配负责内队第一组。劫狱委员会决定由陶铸组织全体队员在鼓浪屿训练。训练伊始，队员们认真听取了陶铸等人的关于政治形势、劫狱意义和特务队任务的思想动员后，渡海到新垵、霞阳一带较偏僻的山沟进行军事训练。黄琬接受过较正规的军事教育，又有实际的训练学员的经验，枪法准，在训练班里他主动协助陶铸对队员们进行利用地形地物、实弹射击和巷战等课目训练。经过两个星期的训练，队员们基本上掌握了实战技术。训练期间，黄琬和特务队的队员们轮流前往思明监狱以探监访友为名进行实地侦察，制定撤退路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5月20日晨6时，鼓浪屿日光岩僻静的岩仔山，十几个特务队员席地而坐，个个神态庄严，心情激动，正在听取罗明和陶铸作战前动员和部署。黄琬和另一队员组成的内队一组的任务是进入监狱监视办公室一带的狱吏。

　　8时，黄琬和队员们鱼贯下山，先后渡海，在鸿山寺会合。9时，外队的2个组按原定计划向思明监狱进发。他们有的扮成买卖杨梅的顾客和小贩，有的装成茶客在监狱对面的茶馆品茶，以配合内队的行动。

　　9时30分，黄琬和另一名队员身着短衣，以找老乡为由进入监狱。思明监狱的狱卒多为福州语系的老乡，而另一福州籍队员也曾在该监狱当过伙夫，狱卒们异地逢乡音，显得格外亲热，因此黄琬他们的行动未引起敌人的怀疑。黄琬一面假意应酬，一面机警地监视着办公室一带。谈话之间，第二组的两个“探监人”也顺利进入监狱的第二道门。此时，第三组的两个“探监人”手持“礼品”（饼干桶）正要诓开第三道门，却引起了敌看守长的怀疑。看守长执意要检查饼干桶。第二组一队员见第三组被敌人缠住，焦急地拔枪，“砰”的一声撂倒了一个看守。按原计划必须在进入第四道门后才开枪，现在情况突变，第三组也只好把纠缠着自己的看守长撂倒。在办公室担任警戒的黄琬和另一队员听到牢内的枪声，知道情况有变，当机立断，持枪强占制高点，控制了三道牢门，与从狱外冲进来的外队队员一道，封锁警卫队，并打死了警卫队长杨广成。

　　黄琬和特务队的勇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短短的10分钟时间内从敌人的虎口中救出了被关押的48位同志，胜利地完成了震惊八闽的厦门劫狱任务。

　　1930年8月5日，福建省委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准备全省武装暴动斗争的全面胜利》的政治决议案，特别指出：“目前必须加紧漳属，泉属、莆田三个暴动区的工作。”在这次全会上，省委认为莆田游击队力量过于分散，缺乏集中领导，难以统一步调，统一指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省委派黄琬前往莆田以加强莆田武装斗争的领导。

　　8月上旬，黄琬到达莆田，并参加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委会议。会议决定将莆田山区和沿海两支游击队合并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军二〇七团，由黄琬担任团长，陈天章任政委，团部设在莆田澳柄宫。二〇七团成立不久，在黄琬、陈天章率领下，开到澳柄岭石厝，进攻反动派范少京派驻澳柄岭勤收“路税”的关卡。是役击毙敌队长徐斌勋及5名敌兵，缴获30余支枪。红军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和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的信心。接着又派出干部战士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迅速建立了一个以澳柄为中心的广业区根据地。

　　8月中旬，为了解决红军的武器装备问题，黄琬同陈天章、张如琦、吴梦泽等带领一部分红军从海上挺进莆田江口，发动当地群众，利用演戏迎神、盐兵队警戒松弛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冲进盐兵驻地李家祠堂，一举缴获步枪24支，充实了红军的武器装备。

　　面对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及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地痞、恶霸的欺压，广业区的人民群众在红军领导下先后斗争了为虎作伥的海关厘金税务人员陈宝山，如狼似虎的恶霸陈火八，澳柄和安井教堂的牧师、帝国主义的走狗顾伴元，使党和红军在广业区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8月下旬，黄琬在莆田东泉乡圆通寺召集红二〇七团和广业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对一贯与红军为敌、经常向莆田海军陆战队告密的土豪陈西安予以打击。会后，黄琬率红军配合广业区委在澳柄、东泉、西亭、龙东等地发动贫苦农民，包围了陈西安的巢穴——后埔村桥头店，活捉了陈西安，并缴获驳壳枪、手枪各一支。因陈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一些封建宗族观念较浓厚的群众被土豪陈秀山等拉拢蒙骗，联名向红军请愿，要求释放陈西安。面对这种情况，黄琬和陈天章认为这些群众都是贫苦农民，是共产党的同盟军，为了争取和团结他们，决定暂时释放陈西安，给予罚款270块大洋，以示惩戒。但是，陈西安本性不改，获释后立即指使其儿子陈文藻伙同陈秀山连夜进城向莆田海军陆战队告密。8月24日，陆战队派出一个装备精良的营，由陈秀山等带领，兵分三路偷袭澳柄根据地。

　　黄碗虽然新来乍到，对山区的地形、气候条件等情况还不十分熟悉，但他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但告诫战士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袭击，而且坚持每日亲自布岗查哨。24日，天色未明，浓雾笼罩着整个山区，当哨兵发现偷袭的敌人时，团部已被包围，只好鸣枪告警。黄琬听到枪声，知道情况紧急，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经与陈天章商议，决定由陈天章率部队突围，自己带6位战士殿后，掩护主力转移。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黄琬镇定沉着，带领战士集中火力机警地向敌群射击，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向村外的群山峻岭，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但终因敌众我寡，在弹尽援绝、6名战士饮弹牺牲的情况下，黄琬不幸被捕。

　　黄琬被捕后，敌人把他关进莆田的“虎牢”，带上10斤重的手铐脚镣。严加看管。为了从黄琬口中挖出莆田共产党和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敌海军陆战队军法处软硬兼施。他们先施以诱降计，把黄琬提到军法处审问，要黄琬写“自白书”，保证不再参与共产党活动，并许愿只要黄琬把共产党游击队的详情奉告，便可得到重赏，委以重任。黄琬早就看透敌人“高官厚禄”背后的罪恶目的，他义正词严地拒绝“自白”，戳穿了敌人的阴谋。软的不行还有硬的，敌军法处处长拿出事先拟好的一纸假口供，逼黄琬承认是共产党，纠集暴徒武装叛乱，云云，要黄琬在供词上画押签名。黄琬识破敌人罗列罪名的目的在于要置自己于死地，严词拒绝画押。敌人的诡计又落空了。

　　经过几次较量后，黄琬完全意识到死神的威胁，但他神态自若，锐气不减。每天上下午2次放风，他总是拖着沉重的镣铐，一瘸一拐地在那不满20平方米大的牢房庭院蹒跚行走，恰似闲庭信步。

　　福州党组织获悉黄琬被捕，立即派任达以老乡的名义往省府拜访黄琬的亲戚，请他出面营救。黄琬的这个亲戚立即往福州鼓山请正在休假的老部下，莆田海军陆战队旅长林寿国出面周旋。林寿国碍于老上司的情面，电告莆田旅部将黄琬押解福州由他亲自“审讯”。

　　不料，林寿国的部下“乌派”首领张兆焕素与林寿国不洽，他一面扣压电文，一面伙同军法处匆匆把黄琬押赴莆田城南门外浙江庙前刑场。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的刑场上，黄琬步履坚定，神色自若，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的枪声响了，年仅27岁的黄琬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红专）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