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救火联合会徽章。（资料图）

　　“光绪二十九年式”步枪。（资料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民众自发对家园的捍卫。1944年10月8日，在日军来袭时，福州救火联合会（简称“火联会”）等民众，拿起“光绪二十九年式”步枪、竹扁担、木棍等“武器”，跟日军在吉祥山、太平山以及仓前山等地贴身肉搏5小时，成功营救出部分被困人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参加此次武装突袭战的民众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曾经的贴身肉搏战战场，如今的洋头口、烟台山一带，已难觅当初的遗迹。不过，此次战争的参与及见证者——古老的大庙山瞭望台，至今仍矗立在大庙山上，仿佛要向世人诉说那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仓山区政府办公室原主任薛宗耀，潜心研究中共党史多年，通过实地走访，综合旧报刊、各种回忆资料等，还原了不少历史。日前，记者走进他的家中，听他讲述那段逝去却不容忘却的福州民众英勇抗战史。

　　日军时隔3年再次侵犯福州

　　1944年10月4日，对福州民众来讲，是个难以忘却的日子——福州第二次沦陷。这天开始，街上再次出现不少张着血盆大口的“膏药旗”和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

　　薛宗耀告诉记者，进入1944年下半年，日本法西斯为扭转太平洋战场的败局，制定《“捷号作战”计划》和《陆海军今后作战指导大纲》，以“温州及福州附近沿海要域为目标”，企图通过派兵夺取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达到维护现有海上交通线和台湾安全，阻止美军在此登陆和建立威胁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牵制闽、浙两省的中国军队，以配合其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等目的。

　　9月27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三军西原独立旅团山本联队所部和伪军等，从连江县敖江口地区的浦口、东岱、晓澳等地强行登陆。次日，敌军占领连江县城和琯头岭，除了一部取丹阳向罗源方向推进外，其主力分兵经潘渡、汤岭、大北岭和经亭江、闽安、马尾，由北、东两个方向合击福州。中国军队从闽江沿岸至北岭全线抗击，激战数日，接连失利，伤亡惨重。

　　“这次沦陷来得非常突然。”薛宗耀说，当年的10月1日是中秋节，福州人都在家里过节，不料次日凌晨，战略高地北岭头失陷，形势急转直下。当晚，福州守军传达上峰命令，弃守福州市区，紧急西撤。3日起，第八十师、海军陆战队独立第二旅依次陆续撤往闽侯县（国民政府于10月10日将其更名为“林森县”）徐家村、江洋、大湖等地，以及闽侯县桐口、白沙、大目埕一线。

　　10月4日凌晨，日军骑兵率先进入市区，福州第二次沦陷。此次沦陷，距离1941年4月21日第一次沦陷仅3年时间。

　　300余壮士自发武装突袭

　　“国民党军队后撤后，市政主要机关及其长官也接到秘密通知，迅速撤往乌龙江南岸的闽侯县江口、上街和永泰县塘前、葛岭等地。另外，市区警察也悄悄地向西郊洪山桥等地撤退，全市的治安责任因此全部落到战地消防大队的肩膀上。”薛宗耀介绍。

　　记者了解到，于1919年成立的福州救火联合会是一个特殊的民间组织，以救火为主，也参与服务桑梓、保境安民等社会公益事业。彼时，当局按战时需要，将他们编成战地消防大队，所属救火会均编成分队，拨付步枪、子弹，并略加训练，使之成为半军事化队伍。

　　日军进占福州后，尚未撤退的消防大队各分队由城内撤往南台，虽在水部、中选、上下杭、三保等地与日军连续发生接触，但非敌野战部队对手，不得不且战且退。薛宗耀说：“当时，消防大队中有一部分临警援丁取道凤岗里、白鹭岭、湾边，撤往乌龙江对岸的闽侯县江口一带，还有一部分临警援丁因退路被封堵，暂时隐匿在吉祥山、太平山等地，继续与侵略者抗争。”

　　经过清点，消防大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临警援丁因退路被封堵，仍处在敌人的魔掌之中。另外，日军突然窜到家门口，不少单位、民众和来自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外籍人士，也都没来得及撤离福州市区。

　　为营救被困人员，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强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10月4日晚，疏散到南港地区的部分地方官员、爱国人士和有关团队负责人等，齐集江口“镜江宋氏宗祠”，商议以福州救火联合会（即消防大队）、青年团福州战地青年服务队、福州青年国术社、闽侯县民众抗敌自卫队为基干力量，乘着日军兵员尚少且疲惫不堪、阵脚未稳且人地生疏时机，突袭市区吉祥山、太平山等地，并专门成立指挥部，公推福建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兼青年团福建支团部干事、《南方日报》福州分社社长何震，财政部福建省货运管理处处长兼青年团福州分团部干事江秀清，福州救火联合会理事长徐建禧为正副指挥。

　　“根据部署安排，突袭行动6日实施，300多名突袭队员一路突袭桥北的吉祥山、太平山、大庙山等地，营救被困的消防大队战友和《南方日报》社福州分社同仁；一路突袭仓前山、上渡等桥南一带，牵制敌人、避免突袭桥北地区的队伍孤军作战，同时给外籍人士乘乱逃脱创造机会。”薛宗耀说，不过受侦查情报影响，突袭行动推迟到8日。

　　民众争参战同敌肉搏5小时

　　10月8日凌晨，突袭队员臂缠白布条为记，携带枪支弹药和《告市民书》等，渡江在湾边集结后，兵分两路，突袭桥北、桥南之敌。他们相约，以大庙山火警钟楼的钟声为号，同时出击。

　　上午10时，大庙山火警瞭望台的钟声连鸣，桥北桥南的突袭队员们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顿时，杀声四起，敌人晕头转向，慌忙中分别龟缩在青年会、文山学校、天一参行、交通银行、中南旅运社、崇圣庙等建筑物或烟台山等高地，凭险顽抗。

　　在桥北，突袭队伍冲至吉祥山、太平山等地；在桥南，突袭各队先后占据仓前街、观音井、麦园路、对湖路、北台路、龙潭角、大岭顶、望北台等地，包围烟台山并乘胜争夺乐群楼（即万国俱乐部）等制高点和法、英、美领事馆等建筑物。

　　据记载，突袭队伍所至，沿途市民欢呼雀跃，临时自动参战者数不胜数。他们手持刀枪、棍棒、扁担和消防器械助战，并将鞭炮放在洋油桶内燃放，迷惑敌人且壮大声威。参战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不过，日军最终还是察觉到桥北突袭队伍非正规军，遂在轻机关枪及榴弹筒火力的掩护下出击，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完成营救任务的突袭队员便主动撤出，由苍霞洲等地渡江退到南台岛，尔后返回南港。

　　桥南突袭战也十分惨烈。《藤山志》载：由于我方“所用步枪概属旧式，而轻机关枪一挺又复发生障碍，器械窳败为敌所知，遂召集大队向我包围。我仍争冒敌火进迫，前仆后继图夺高地，或攻入屋内与敌肉搏”。“大队陷入重围，子弹垂罄。何指挥下令后撤，拼力冲杀，突围而出，退据白鹭岭高地。一部分由首山退集高盖妙峰寺，绕道至白鹭岭集中。是时，敌军占据高盖山，我仍固守待援。次晨十时，援军（第八十师）不得至，不得已退出市区，经高宅、湾边返回南港。”

　　“这次突袭行动，基本达到预期目的，不但歼灭敌人，营救出被困的相当一部分消防大队战友和民众，外籍人士中除了英美籍院长和一些医师因敌人监视较严不易逃出外，其他包括协和高级护士学校的学生们都成功逃出来了。”薛宗耀介绍，当时的《南方日报》就报道：我方突袭队员和民众以低劣武器及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肉搏五小时，毙敌四十余名（当事人均回忆杀敌九人、伤敌十余人），获枪二支，军用品一批”。此后，日军“不敢单人出行，出则武装结队”，“入夜即告戒严，盖敌惧怕我突袭之故”。

　　不过，突袭行动也让福州“火联会”等民众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牺牲参战队员、殉难民众多达29人，包括用竹扁担杀敌的刘太平，手执木棍作战的16岁少年郑乌鼻，以及高擎国旗冲入敌阵搏斗、年仅14岁的小学生柯云炳等。后来，大部分烈士遗体合葬在西门外原救火人员死难墓群。

　　薛宗耀介绍，1945年5月18日，福州第二次光复。6月24日上午7时，福州市各界3000多人在文艺剧场举行“三十三年（即1944年）十月八日福州民众抗敌殉难烈士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在乐队伴奏之下，“火联会”全体临警援丁护送烈士灵位进入大庙山祠内安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