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3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杨春雷23日通报称，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共提出行政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380件，同比上升59%；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6000余件，同比上升115%；对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检察建议2.5万余件，同比上升93%。

　　23日，最高检举行“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案结事了政和”新闻发布会。

　　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谈及专项活动的总体成效，杨春雷指出，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发生的争议。解决行政争议，事关“官民和谐”，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实践中，有些行政争议长期得不到实质性解决，不仅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也容易滋生社会戾气，影响社会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和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成果，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推动解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难问题，为百姓求公道、为社会消戾气，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杨春雷称。

　　杨春雷指出，专项活动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持续一年零二个月，“总的看，取得了积极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

　　杨春雷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推动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行政争议。全国检察机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坚持以案结事了政和为目标，聚焦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等突出问题，综合运用监督纠正、促成和解、司法救助等方式，集中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揪心事。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6300余件，人民群众对行政检察的获得感明显提升。

　　二是推动健全行政争议化解制度机制。各级检察机关建立健全领导包案、上下联动、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府检互动、检法衔接等工作机制。同时，着眼于诉源治理，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检察化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审判调解有效衔接，构建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云南省昆明市检察院、法院和司法局联合成立“昆明市行政争议调解和解及检察监督中心”，建立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联动协同化解行政争议长效机制。

　　三是推动行政检察工作进一步做实。各级检察机关以化解行政争议为牵引，践行新时代检察监督理念，促进办案与监督实现良性互动，行政裁判结果监督、审判违法行为监督、非诉执行监督工作全面加强。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共提出行政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380件，同比上升59%；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6000余件，同比上升115%；对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检察建议2.5万余件，同比上升93%。同时，践行穿透式监督理念，发挥既监督公正司法又促进依法行政的“一手托两家”作用，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1500余件。

　　杨春雷称，最高检党组对专项活动高度重视，张军检察长多次作出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最高检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挂牌督办2批45件重大案件，对13个省份进行视频督导；疫情常态化后召开督办推进会，并对挂牌案件承办省份进行集中约谈，压实化解主体责任。编发12个典型案例，在检答网发布问题解答，对各地化解行政争议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业务指导。

　　面对战“疫”大考，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在方便人民群众、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前提下，充分运用云上办案、视频接待等方式积极履职，妥善化解群体性矛盾，依法保障基本民生，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服务复工复产。专项活动中，共化解涉民营企业行政争议390余件，最高检对11件涉民营企业重大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立足诉讼监督，以监督促进行政争议解决。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全面审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和执行活动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监督纠正错误裁判，促使行政争议在法治轨道上化解。

　　“同时，秉持‘穿透式监督’理念，对于法院裁判没有问题但行政行为不当、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向行政机关发送检察建议1300余件，促进依法履职，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杨春雷表示。

　　杨春雷指出，加强检察听证，促成以和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助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部署要求，全面了解当事人工作生活情况，对行政裁判和行政行为并无明显不当，但“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积极协调司法救助，司法救助后仍存在实际困难的，商请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用真心真情感化当事人，促使行政争议解决。专项活动期间共计开展司法救助190余件，发放救助金420余万元。

　　实行院领导包案，压实化解行政争议责任。一些行政争议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持续多年，是难啃的“硬骨头”。各级院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包案制度，直接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身体力行化解行政争议，协调解决化解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