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禁毒日。

　　记者采访了三位成功戒毒的人士。吸毒前，他们其实也具备一定的毒品危害常识，但以为“就一次应该没关系”，在朋友的教唆下染上了毒瘾。

　　经历了戒毒、复吸再戒毒，他们用自身的经历告诉所有人，永远别碰毒品。

　　如果你问曾在毒海沉沦的人如何远离毒品，他们会说，千万不能有“就吸一次”的想法。阿政（化名）和杨超就是这样，在朋友“就一次没关系”的说辞和教唆下，染上了毒瘾。

　　阿政和杨超已成功戒毒。阿政说，离开强制隔离戒毒所后，他梦见过两次过去吸毒的场景。梦醒后，他害怕，之后变成恶心。他说，戒毒并不是最难的，如何避免复吸是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

　　他还在强戒所时就遇到一个人，戒了十几年毒，还是复吸了。

　　三人都是在朋友的教唆下染上毒品

　　阿政第一次接触冰毒是2010年，他20岁生日的那一天。

　　父母给了他几千元钱，让他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KTV，有人拿吸管将不知道是什么的烟雾吸进鼻腔。阿政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是看见他们吸完了都很嗨”。出于好奇，再加上朋友说，“就一次，没关系的”，他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吸毒之前，张明（化名）是了解毒品的。张明开过酒吧，有人在他的店里吸毒，还邀请他一起，他拒绝了。2013年，他开始做销售工作，常常要陪客户喝酒应酬。有一天，他喝得大醉，有人拿给他一小块冰毒，告诉他，“这个醒酒”。张明一开始推辞，后来还是接受了，“就吸一次应该没关系吧”。

　　杨超吸食的是K粉，也是被朋友带上了“道”。起初，他知道毒品不能碰，会做做样子，不让那些粉末进入鼻腔。但慢慢地，见身边人都在玩，好像也没什么损害，他也直接吸食了。

　　吸食新型毒品使人亢奋，“该怎么跟你形容呢，就像是又疲惫又兴奋，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阿政尽可能地用一种具体的表达方式让记者理解这种感觉，“吸过之后好像想什么就有什么，觉得自己可以飞。”

　　最疯狂的时候，阿政连续十几天不睡觉，靠吸毒吊着精神，在家没日没夜打游戏。“当时我爸妈不知道我在吸毒，就觉得我打游戏怎么打得这么疯狂，还以为我是网瘾少年。不过，他们那时觉得至少我不去网吧，就在家里玩也挺好。”

　　相比于阿政，张明的吸毒频率要低很多。第一次吸毒后，他有一两个月没有碰毒品，但在一次酒局中，又开始跟着一起“醒酒”，吸了一口立马就清醒。回到家后他睡不着，就坐着玩了一整夜的手机。

　　派出所里忘不了妻子的那个眼神

　　2013年，阿政谈恋爱了。两人高中时就已相识。阿政没有隐瞒吸毒史，而是向女友坦白。“她那时对毒品的了解不多，而且我保证以后不再玩了，她也觉得戒了就行。”这一年，阿政主动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戒毒科住了40多天。

　　从医院出来，他觉得生活应该要回到正轨了。

　　大学毕业后，阿政去了父亲朋友的房产公司。他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刚上班时连建筑图都看不懂，每个月拿着1500元的实习工资。但他工作得很努力，规定6点半到工地，他会提前很早就到，扛着机器爬上30多层的高楼测量也不喊累。

　　仅仅用了一两年，阿政升任主管。事业上顺心，家庭生活也很幸福。2014年5月20日，他和女友领了结婚证。第二年，女儿出生。

　　阿政有时会想，如果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他应该会过得很好。但毒品就像是个潜在的炸弹，在戒毒的这些年，仍然是阿政心里的隐痛。有一天，他参加聚餐，同桌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的吸毒史，但一个朋友突然开玩笑地提了一句：“现在还玩那个东西吗？”他一下子被激怒，冲着对方用方言吼了一句：“你可以滚吗？”一回到家，他就把对方的联系方式全删了，“对方本来还是玩得挺好的一个朋友。”

　　戒了3年。在2016年的一次应酬中，阿政跟着朋友一起“醒酒”，还是冰毒。

　　酒醒之后，阿政赶紧回家，“那时候我还是很乖的”，当晚妻子也没发现异常。但第二天早上，他刚到公司打完卡，就收到前一天晚上一起喝酒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喊阿政去酒店送他回家。阿政一到酒店大厅，就被几个警察控制住，带到了派出所。

　　直到现在，阿政对妻子在派出所看他的眼神都难以忘怀：“她开始是震惊，然后变得很复杂，最后就是失望，一句话都不跟我说。”阿政的家人也想不明白，明明已经戒了3年，怎么又开始复吸了。

　　阿政也想不明白。他不知道该和妻子说什么，就说了一句：“帮我把车开回去吧。”妻子还是没说话。

　　一旦复吸，心瘾似乎比戒毒之前更强烈。从拘留所出来之后，阿政又去医院住了40多天。但没坚持多久，又再次复吸。2017年9月，阿政吸毒后回家睡不着，玩手机到很晚，被妻子发现了。阿政第二天还是这样，她就明白了。两人大吵了一架，“我就记得她说了一句‘有路不走，你偏走死路’。”那一年的9月30日，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吸毒的人特别会给自己找借口

　　阿政和张明都发现，吸毒后，自己变得越来越消极、封闭。“我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主席，特别能跟人聊的那种。但吸毒之后我跟人说话都不超过3分钟。我宁愿用手机发信息，也不愿意说话。”阿政说。

　　自我认同感也越来越低。“大家都知道毒品不是好东西，对吸毒的人难免会戴着有色眼镜。所以我有被整个社会抛弃的感觉。”阿政为了戒毒，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哪也不去，就是想远离毒品一段时间。这也是很多吸毒者有过的经历，但没用，不少人见到毒品了还是忍不住。

　　杨超为了戒毒，把手机留在长沙，先去深圳待了两个月，没事就去海边散步打发时间。之后他又去过东莞，在一家工厂做工人，每天站得腿都肿了，但这个过程似乎让他慢慢找回了自己的价值。

　　可是，回到长沙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吸毒的人特别会为自己找借口，”杨超说，“比如今天做成了一个项目，吸毒庆祝一下，工作和家庭上遇到不顺心的事了，就用这个排解一下。”

　　记性越来越差也是吸毒者的共性。张明在吸毒之后也从公司的先进员工变得越来越不靠谱，比如一个合同马上就要签约了，他却弄丢了重要文件。下属说已经交给了他，用各种细节帮他回忆，他就是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收到的文件，又把它放在了哪里。

　　张明现在说起这些，还是会突然顿住，手指夹着烟头停在半空，似乎在蹙眉沉思，又像是往事不堪回首，希望记者换一个话题。等了一会儿，他说：“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身体的承受能力也在逼近极限，尤其是吸食过量的时候。张明形容，“有点像坐过山车，感觉灵魂好像要脱壳一样”。他曾经与朋友一起吸毒的时候，看着一个人突然倒地抽搐。张明问要不要送去医院，其他人说，“没事，等会儿就好了”。张明过去扶，地上的人却突然看了他一眼。

　　“那个眼神我真是忘不掉，感觉已经不是人了，就像野兽一样。”张明说，“当时我就想，一定不能变成他这样。”

　　2018年，阿政连着吸了三四天毒，回到家后开始昏睡。半梦半醒之间，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想要伤害自己的冲动”。他感觉这个念头太可怕了，便对母亲说：报警吧。

　　重要的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戒

　　阿政和张明在同一年进入湖南省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新开铺强戒所”），“戒毒没有那么难，只要你想戒”，张明说，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不要复吸。

　　刚进戒毒所时，阿政处于“混日子”的状态，过一天是一天。转折点是所里的一次演讲比赛，警官知道他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都劝他去参加。开始他很抗拒，但“有个队长和我是老乡”，最终说服了他。

　　他把自己的吸毒、戒毒经历写进了演讲稿，比赛当天，他在台上讲到一半，想起对家人的亏欠，忍不住痛哭流涕。这次，他得了第一名。

　　会后，时任新开铺强戒所一大队队长的常青找到了阿政，他也是这次演讲比赛的评委。他问阿政，要不要加入“千里行”。“我当时只是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千里行具体是干什么的。”阿政没有立刻答应，事后去问了所里其他的警官，才知道这是一个专门针对戒毒人员的后续照管团队，避免解除强戒后复吸。这个组织是新开铺强戒所发起的，常青是负责人。2019年初，阿政主动找到了常青，正式决定加入其中，还成为了千里行戒毒促进委员会的会长。

　　加入千里行之后，阿政开始鼓励其他吸毒人员一起戒毒，“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很蠢，还笑我是不是真把毒给戒了”。但他不理会这些。常青也说：“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我们只是起到一个监督和辅助的作用，重要的是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戒。”

　　许久未见的女儿一眼认出了他

　　2020年1月6日，张明解除强戒，四天后，阿政也解除了强戒。

　　出所的第一天，张明和妻子、母亲一起去接女儿放学。他吸毒、进强戒所这件事，只有妻子一个人知道。为了帮他隐瞒，妻子对外谎称他外出打工，或是被骗进了传销组织。张明每个月给女儿打电话时，也总以“不方便视频”的理由搪塞过去。

　　出所之前，他总是担心，如果女儿不认识他了怎么办。

　　他站在女儿学校的门口，紧张感一直持续到放学铃响。往常都是他妻子或母亲来接女儿放学，但这次，她们都在远处，张明等在门口。

　　人潮中，女儿出来了，她四处张望，一看见张明，就立刻扑过来，抱住他喊：“爸爸，你回来啦！”“那一刻我就觉得，之前的一切都值得了。”

　　在进强戒所之后，张明原来的3个手机号全部停用。他解除强戒之后一个月，才去办了新号，又把微信通讯录中任何有吸毒史或者可能接触毒品的人全部拉黑。直到现在，他仍然不轻易接陌生电话。

　　新开铺强戒所四级高级警长常青说，脱离从前的关系网，对于防止复吸很重要，保持操守较久的戒毒人员，大多有这样的共性，阿政、杨超也都如此。在天心区裕南街街道的安排下，阿政和张明现在都从事着禁毒宣传的工作，阿政有时还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宣传毒品的危害。“以前我会觉得做公益特别傻，但是现在我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多能量，可能是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吧。”

　　阿政和张明现在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多元，和以前的月薪数万元完全比不了，却带来了一种踏实感。张明反复对记者说：“拜托你一定要给我化名，叫张三、李四都可以。”采访结束后，他送记者出门，走在路上时，他说：“现在能像正常人一样走在街上，这样的生活太难得了。”

　　杨超在2015年解除强戒后，去了姑父开的装修公司。去年，他创建了自己的环保公司。他承诺将公司每年纯收入的20%捐献给慈善基金，此外，他还在公司里为5位戒毒人员安排了工作。

　　有时，杨超会想起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在南大桥社区附近开了一家超市，离新开铺强戒所很近。有爷爷奶奶在他的店里买了油、米，他就帮忙送货到家。好多次他扛着油、米进过新开铺强戒所，看见院内的楼里，有人站在窗边，穿着戒毒人员统一的马甲，双手抓着窗户向外看。当时他想，可不能像他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