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晋安区以建设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为契机，探索构建低消耗低成本、多元主体互融共生、具有内生动力的城乡社区治理新生态。

　　民情理事会，带来新思路

　　5月，福州在五城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电建一公司小区被列为晋安区茶园街道电建社区的试点。此后，民情理事会的成员们积极协助入户宣传，发放垃圾袋，自发排班监督垃圾投放情况，被居民称为“绿色推广员”。

　　民情理事会是电建一公司小区居民自主成立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共商、共议、共建、共享，它已渗透到了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去年12月，电建路因铺设排污管道引发路段污染，遭遇周边社区居民阻挠。工程戛然而止，电建一公司小区排污受阻。热心的居民提议，成立民情理事会，代表业主对外协商。很快，工程复工，居民排污与出行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

　　民情理事会此后得以保留。协调解决晾衣滴水、广场舞音量过大、楼顶栽花等邻里纠纷，督促物业消除小区花圃的安全隐患，收集居民诉求，与社区干部沟通……大事小情，从此有了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民情理事会发端于小区，让居民从被动管理转为自主管理，真正实现‘小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的治理模式。”晋安区民政局局长林勇说，依托民间智慧与熟人网络进行协调，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情理事会的自发实践，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2018年，福州晋安区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开启了为期三年的实验探索。以此为契机，晋安区开始实践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新理念。

　　实验区专家顾问、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飞翔主张，重构城乡社区治理生态。“转变政府单一管理模式，强调多元主体互融共生与多元共治，让老百姓成为主人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刘飞翔希望，能够构建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具有内生动力的社区治理方案。

　　多元主体互融，共建家园

　　在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过程中，晋安区提出重构家园的概念。

　　“家园不仅仅为人们提供庇护场所，更承载着记忆、道德、情感，满足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刘飞翔说，家园背后的情感认同与利益联结，能激发人们投身社区治理的热情与动力。

　　在晋安区，形式多样的社区自治组织相继涌现，成为重构家园的主力军。

　　在茶园街道的不少小区，梯位长陆续上岗。他们组成了小区梯位长协会，协助社区开展文明创建、垃圾分类，平安建设等工作。

　　林勇说，梯位长由社区内具有一定威望，并且热心公共事务的意见领袖担任，“他们在上情下达、协调处理邻里矛盾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而在北峰山区的广大乡村，村民们正通过城乡社区大舞台演绎自己的故事。

　　“我们以自己的事自己演为主要形式，将村里的好人好事、乡规民约，编排成剧目演出，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重塑邻里关系，传递正能量。”城乡社区大舞台艺术中心理事长欧成斌说。如今，城乡社区大舞台已在整个北峰山区常态化演出，并向城市社区辐射。

　　重构家园，还需要导入更多社会资源，以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

　　通过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专业社工与社会组织为城乡社区治理带来专业的支持。

　　2013年，闽侯人张洁创办福州市信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聚焦关怀流动人口。

　　“晋安区是城镇化进程的缩影，这里居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有不适感，许多孩子甚至出现行为偏差。”张洁说，因此她决定在城乡接合部鼓山镇鼓一村成立“村童妈妈俱乐部”，只要妈妈有希望，孩子就有未来。

　　几年来，俱乐部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为困境弱势妇女提供社区教育、能力建设、心理辅导、结社互助机会，定期举办有关妇女健康、情绪健康、亲子关系及文化交流的活动，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在两岸融合中，寻找善治方案

　　根据民政部的要求，作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晋安区应围绕“两岸农村社区发展经验融合”开展实验探索。

　　“通过推行社区营造政策，我国台湾实现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社区组织、居民、专家学者、社工等多方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使得广大社区更富有创造性与活力。”刘飞翔主张，通过两岸加强交流互动，分享社区治理成果。

　　即将投入运营的两岸社区交流中心，为此提供了平台。

　　“我们计划将两岸社区交流中心建设成海峡两岸社工共同参与运营的闽台社区第一家园，成为探索社区治理有效实施途径的思维‘智库’。”林勇表示，两岸社区交流中心将设立台湾社区创意工坊，“我们希望以此为平台，建立一个覆盖台湾各个领域的社区营造社群，搭建闽台之间社区营造的沟通渠道，加深两岸社区营造的合作，以此平台加强民间的交流学习互动，激荡出更多新的想法”。

　　林勇认为，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着人才零散、断层、错位等问题。他希望以两岸社区交流中心为起点，常态化开展两岸社区人才互动，并实现引进外来人才、培育在地人才、激活新乡贤资源，从而加快社区治理人才转型。

　　提升城乡社区治理能力，还需要更多完备的配套支持。刘飞翔尤其强调评价机制的重要性。

　　“应当逐步建立以社区居民满意度为主要衡量的社区治理评价体系，实现更多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有感发展’。”他建议，设立以政府、专家智库、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居民为评价主体组成的社会治理评估小组，建立社区圆桌会议，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同时加强评价结果的运用，形成评估报告与跟踪档案，为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和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