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长汀县互济会代表大会中有妇女代表四都区的陈义妹同志自动做布草鞋十五双……这几个很热心的妇女同志都在二十天内做到了这一数目，并且超过了一倍，真是十分光荣的成绩。”近日，在长汀县四都镇红都村村民赖光耀家中，一份1933年4月1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的影印件引起记者的兴趣。这篇题为《妇女同志的慰劳热》的通讯依然字字清晰，记录了老区群众前赴后继拥军支前的壮举，见证了老区军民鱼水情深。

　　“陈义妹其实叫程义妹，是我的奶奶。她被《红色中华》表扬的事迹传回四都后，四都区干部赖太云告诉她说：‘义妹嫂，真了不起啊！只可惜不小心把你的姓弄错了。’我奶奶回答：‘不要紧啦，我们干革命又不是为了表扬！’”赖光耀说。

　　质朴的话语，老区群众一直说到了今天。“我们都是红军的家人！”这是采访中，当地百姓说得最多的话。

　　四都与江西瑞金接壤，是当年红军入闽第一站。这个人口数千的山乡，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全镇有革命基点村25个，是长汀革命基点村最多的乡镇。《长汀县志》记载，四都在册烈士488人，占当时人口的10.66%。

　　“小时候，我常听奶奶说起她亲历的革命故事。上世纪80年代，我在镇文化站工作后，就开始走村入户，搜寻红军足迹，希望重现完整、真实的四都革命史。”跟随赖光耀的讲述，我们的思绪也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赖光耀的爷爷赖兴银曾任四都区委书记。程义妹在丈夫赖兴银的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带领家乡群众积极拥军支前。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涂坊、上杭搬运物资，肩挑一百来斤的重担，往往一天奔走上百里山路。

　　1934年秋天，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等各大机关迁往四都，为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做最后的准备，后勤供应变得十分紧张。

　　“那时，奶奶程义妹已有三四个月的身孕，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一天两趟到濯田挑粮食回四都。1935年春，敌军占领四都后，爷爷奶奶就到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深山里搭草寮，躲避还乡团的搜捕，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斗争。在四处透风漏雨的草寮里，奶奶生下我的父亲。由于饥寒交迫、长年挑担过度劳累，她不仅后来再也无法生育，而且双脚早衰无法走路。”说到此处，赖光耀眼眶湿润。

　　长征前夕，退守四都的省委机关4000多人，除几十人突围到武平外，其余全部在四都牺牲。松毛岭保卫战一役，四都红军医院收治的重伤员就达1000多人，因受当时医疗条件所限，几乎全部壮烈牺牲，长眠于红都村的红军无名烈士墓——抵荫坪。

　　“敌我悬殊如此巨大，军民牺牲如此惨烈，老百姓为啥始终一心一意拥护红军？因为红军给我们带来了曙光，跟共产党走日子才有盼头！”赖光耀激动地说。

　　次日，记者来到四都东北面的山岭催子坳。据了解，主力红军北上后，四都人民遭到敌人的疯狂报复。1935年3月，四都苏区已被重兵层层合围，形势非常严峻。地方武装组成的汀西游击大队，奉省委命令，驰援四都催子坳阻击来自策武方向的敌军黄月波部，被敌人围困。由于敌众我寡，400多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整个山梁血流成河。

　　老区群众并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屠刀，他们找到汀西、汀瑞游击队，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并重新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秘密交通站。比如红都村残疾老红军吕松承从延安回到家乡后，利用走村串户帮村民理发作掩护，长期为汀瑞游击队传递情报。

　　主力红军长征后，活跃在闽赣边的汀瑞游击队，在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开辟了闽赣边游击根据地。这里也成为闻名全国的南方八省15块游击区之一。

　　走进红都村，一块一米多高的“牺牲烈士纪念碑”屹立。这块纪念碑及烈士墓于1933年5月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修建，共安葬当时牺牲的红军烈士58名。经党史部门考证，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央苏区最早的纪念碑。

　　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制药厂、红四军会议旧址、中共汀西县委县苏旧址……像这样的革命遗址在四都还有很多，它们深深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和老区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

　　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如今，老区早已旧貌换新颜。去年12月，长汀成为全省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首批实现脱贫摘帽的县。在党的带领下，老区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党员干部有初心，老百姓也有初心，那就是听党话、跟党走的优良传统。守着这份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新长征！”长汀县史志办主任王英说。（记者 刘必然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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