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死，我要永远活着。”

2016年接受采访时，简(Jan Ruff-O"Herne)已是一位幸福的曾祖母。但几十年前，当她鼓足勇气在东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日本人都很震惊——这位荷兰裔澳大利亚人竟也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90多年前，简在荷兰东印度群岛(现为印度尼西亚)出生。1942年，日军入侵岛上后，她与其他9名女性被日军强行带走，日复一日的摧残由此展开。“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下，”简在回忆录中称，摧残和折磨几乎每天都在继续。

在战争结束后，简与一名英国人结婚，并一起迁往澳大利亚。但午夜梦回，那段黑漆漆的日子带来的恐惧，仍在“追赶”她。而她则揣着自己的秘密，小心翼翼地活了50多年。

资料图：2018年8月14日，旅德的韩国和日本民间团体在柏林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制度暴行受害者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二战期间，受“慰安妇”制度毒害的女性数量，达20万以上。但在战争结束后，这项议题却始终无法像其他战争罪行那样公开理性地讨论。直到1991年，简才看到了希望：时年67岁的韩国籍原“慰安妇”金学顺首次揭发日军残暴的“慰安妇”制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

不久后，简也鼓起勇气四处游说，她称“女性不应该在战争中被强奸，战争不应该让强奸变得理所当然。”2015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慰安妇”致歉，并提供数百万美元作为补偿基金，但这些都仅限于韩国受害者。而简和其他国家的人，依然没有讨回公道。

“他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亡，但我不会死，我要永远活着。”说这句话的时候，已过鲐背之年的简表示，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们也会继续“战斗”，决不让这段黑暗的历史，与最后一名受害者一起被埋葬。

资料图：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中新社记者 尹海明 摄

历史亲历者们正在凋零……

“现在，包括教科书在内，写‘慰安妇’这个历史真相的越来越少。”苏智良对中新网记者指出，但在1990年到2000年前后，“日本社会和新闻界都积极地调查、反思，推动赔偿，推动日本政府认罪。书店里关于‘慰安妇’真实情况的书非常多……”

苏智良表示，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现在平均年龄为94岁，差不多都接近人生的终点。“个别的老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一切都放下，她认为可以宽恕；但是大部分的老人认为，侵略者不承认，我不能宽恕……”

2019年8月14日是第七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如何纪念那些遭受苦难和耻辱的女性？(制图：雷宇竺)

这些，都只是千千万万个“她们的故事”中冰山一角。如今，历史亲历者们正在凋零，中国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仅剩约18人，韩国仅剩约20人。

“她们的历史”不该被掩埋。只要人们能记住一个故事，受害者也许就不会耻于言说；只要人们能记住一个人，这些行将逝去的事实，或许就能被镌刻成永久记忆的“墓志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