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只为“多捞钱”，“四风”盛行败坏国企生态

腐败必从破纪始。记者了解到，徽商集团许家贵这一批腐败分子，始于初心不正、作风腐化。

许家贵曾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工作，54岁时从安徽省亳州市常务副市长岗位调任徽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坦言，来徽商集团之前已经当了12年的副厅级干部，自感在仕途上已经走到顶峰，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那无非就在企业多拿一些钱”。

党的十八大之后，徽商集团对中央八项规定置若罔闻，“四风”问题突出。集团总部长期以领导机关自居，行政色彩浓厚，许家贵、张皓等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习惯在办公室指挥调度，下基层也只是走马观花。

多名徽商集团员工表示，当时的公司更像是一个衙门而非市场主体，集团每月召开的经营调度会，完全以听汇报“走过场”方式进行，子公司大都报喜不报忧，到处是“创新”“亮点”，对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许家贵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搞粉饰，好大喜功、虚增业绩。在他任上，徽商集团公布的营业收入连年提高，数字逐步迈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台阶，到他退休的2014年，徽商集团号称实现营业收入616亿元，名列中国企业500强201位。

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徽商集团向外公布的业绩存在很大水分，2014年的实际营业收入只有107.6亿元，且亏损2.9亿元。随着许家贵在任时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到了2016年，徽商集团营业收入暴跌至44.4亿元，亏损扩大至3.9亿元。

“许家贵爱搞政绩，集团在全国500强中的排名上移，他就觉得脸上有光，还可以多拿奖金。”徽商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刘勇说。

徽商集团窝案爆发后，查出一系列作风问题。集团各子公司招待费长期居高不下，仅徽商金属公司每年就达数百万元，超标接待、铺张浪费司空见惯。

办案人员介绍，许家贵经常借考察之名公款旅游，伙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员工作时间饮酒、打牌、打球。经查，其中仅上班时间经常陪他打乒乓球的员工就有4人。他曾组织一帮人编撰书籍《徽商之道》，专程赶到黄山、大别山等地“润稿”，出版后自己署名。

徽商集团政治生态恶化，内部用人问题突出，裙带关系、“近亲繁殖”严重。2012年集团53名后备干部中只有2名一线职工，73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18人的近亲属在集团任职。许家贵将儿媳提拔为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张皓违规干预让民主投票仅排名第六的人选“上位”。劣币驱除良币，几年里徽商集团累计离职1000余人，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企业的状况让很多员工感到揪心和愤慨。“我当年能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工作，心里非常自豪非常高兴。”一位在徽商集团工作近30年的老员工说，从来没想过集团会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内心非常痛苦和焦虑。

腐败高发的背后：党组织形同虚设

2017年底，安徽省委巡视发现徽商集团的腐败问题，并进行了严肃查处。以许家贵、张皓为首的贪腐分子被立案审查，开除党籍公职，没收违法所得，移送司法处理。其中许家贵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300万元；对其已退还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其他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张皓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

安徽省委剖析认为，徽商集团腐败窝案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据了解，在许家贵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期间，徽商集团党委长期借口讲业务不讲政治，长期不抓党建，党组织不健全，集团内部党组织班子成员曾缺员20多人，6个支部书记长期空缺，党的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几近丧失。多年没有正常的组织生活，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曾一年只有两次。

根据安徽省委部署，安徽省国资委党委以徽商集团窝案作为主要反面教材，在全省国资系统开展“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教育。

刮骨疗伤、消除沉疴，在持续数年的震荡后，徽商集团在新一任领导班子带领下艰难求生存，加强党建、稳定局面、清欠挽损、恢复经营。

2018年，徽商集团经营状况明显改观，亏损大幅减少，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增长2%。13家直属(控股)公司中有徽商期货、徽商化轻等5家实现盈利，徽商金属等4家公司减亏。

“集团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仍很艰难。”徽商集团新任董事长潘友华表示。

据了解，徽商集团当前仍面临资金缺口、人才缺口、员工安置等难题。集团党委在《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号召，知耻后勇推动集团重生。

对国企腐败“三化”需针对性治理

用人行政化、作风衙门化、监管空洞化——据了解，徽商集团腐败窝案中暴露出的三大突出问题，在近年来的国企腐败案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比如用人行政化问题，国企成了一些党政干部仕途的最后一站，调任国企担任领导仅因“级别合适”而非事业需要，有的不具备专业能力，有的带着“失落感”和养老心态，有的抱着“最后捞点钱”的不良动机，给国有资产带来重大风险或损失。

除了许家贵，还有近期被控受贿1500多万元的安徽省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白泰平，坦言自己57岁时从安徽省政协秘书长岗位调到企业任职，总想着还有3年退休，最后捞一把。安徽出版集团原董事长王亚非，为了给自己退休后的事业“铺路”，大肆利用国企的各种资源为自己的“小圈子”和共同利益人谋利，受贿403万余元、挪用公款51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90万元。

有的国企长期处于近似于“监管真空”的状态，如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孟庄煤矿，原矿长许家满利用上级集团公司监督乏力、同级监督缺失，以及生产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故意有令不行，先后侵吞公款8241万元，私分国有资产955万元，受贿485万元。拿着这些不义之财，许家满在合肥市多个楼盘累计购买了近50个商铺，企图将贪腐而来的国有资产洗白为个人资产。

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有财富。专家认为，要遏制腐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发展目标，根本出路是依靠党的领导，完善纪检监察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企的“根”和“魂”，必须在国企改革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强化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张彪认为，非垄断型国企身处市场竞争中，需要高级专业经营人才。让“仕途无望”的机关干部进入国企领导岗位，要么没有专业能力或兴趣，要么想在退休前“捞一把”，这样的照顾性安排会使国有资产面临巨大风险。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国企在选人用人上基本仍是按照党政机关的等级授职制，层层任命产生。在“生存法则”的作用下，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容易“抱团”，导致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重叠，权力过于集中滋生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表示，同时不少企业的监事会与外部审计常常是“蜻蜓点水”“走形式”，在“三重一大”事项监督、完善内控体系、外部治理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此外部分国企的信息公开不充分，使社会公众监督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