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是确定无疑的事实。那么，国家负债率到底怎么样?

　　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是确定无疑的事实。那么，国家负债率到底怎么样?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报告称，2007~2013年，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至691.3万亿元，增长406.6万亿元，年均增长67.8万亿元;同期，国家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339.1万亿元，增长220.2万亿元，年均增长36.7万亿元。

　　据此数据算，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

　　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在发布会上表示，假设一次金融危机致GDP跌30%，中国352.2万亿元的净资产能应对1.5次金融危机。

　　国家总资产即住房、土地、企业等非金融资产加上对外净资产(对外投资)。在我国的352.2万亿元净资产里，土地净资产占两成，居民净资产占三成、企业净资产占四成，对外净资产占5%。

　　根据报告，2013年中国国家总资产691.3万亿元，总负债339.1万亿元，相应净资产352.2万亿元，其中净金融资产16万亿元。2007~2013年，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整体负债率提高较快，其中2009、2012、2013年上升明显。

　　财税专家李文海称，国家总资产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但就经济现状和未来政策建议的启发性较小，因为它不能清晰反应结构问题。不同类别的资产负债表对经济运行监测和调控更有意义。

　　在细分项目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国家主权债务情况。主权资产负债表中的主权资产是指政府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包括其它可动用的资源;主权负债是政府的直接负债以及隐性担保所产生的或有负债。报告显示，2000~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从35.9万亿元增加到227.3万亿元，增长191.4万亿元，年均增长13.7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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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14年间，国有企业资产特别是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以及国土资源性资产的增长最为迅速。其中，国有企业资产增长126.4万亿元，年均增长9万亿元，对主权资产增长的贡献率为66%。

　　同期，中国的主权负债从21.4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增长102.6万亿元，年均增长7.3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债务增长55.2万亿元，年均增长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增长26.4万亿元，年均增长1.9万亿元。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对主权负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8%和25.7%。

　　报告指出，无论是依据宽口径还是依据窄口径判断，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

　　此外报告在估算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这四大分部门杠杆率的基础上，加总得到了全社会总的杠杆率。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50.03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35.7%。

　　“任何唱空中国的言论都站不住脚。”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介绍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情况称，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为小概率事件。

　　政府负债中，地方债隐患仍是最被关注的内容。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总资产108.2万亿元，总负债30.28万亿元，净资产77.92万亿元。

　　其中，负债方占比较大的两项分别是借入款项和债券融资，与地方融资平台相关的银行贷款、城投债以及基建信托仍然占有较大比重。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常新认为，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存在无力偿还债务的清偿力风险。

　　“但同时需要关注的风险点为：地方政府债务增速仍然较高;筹资结构趋向复杂化;债务集中到期偿付的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区域和部门的局部风险值得关注;现有偿债基础具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或有债务的风险敞口正在扩大。”常新表示。

　　在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表示，关于地方债务、影子银行，这个问题被炒作过于厉害。但从总量上看，中国的政府，包括政府平台等整个负债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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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运作模式上看，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地方平台主要还是用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经济上，并没有用到社会福利等方面。”李若谷说。

　　从长期看，它对增加经济的增长后劲应该是有好处的，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地方债确实是个问题，需要着手解决，但不应该炒作。

　　今年3月和6月，财政部分两批下达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各1万亿元。置换用途均为：偿还审计确定的截至2013年6月30日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2015年到期的债务本金，共计1.86万亿元。

　　李克强总理也力挺这一做法，他明确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并没有拿来直接发放福利，而主要是进行基础建设等投资，是有回报的。我们置换的每一笔债务都是中央财政核发的，可以说，背后是中央政府的信用和能力。”

　　“地方债置换对解决短期地方政府经济财政负担大有好处，是"急就章"，也展现出国家财力的雄厚。”

　　李文海说，债务置换延后了地方政府短期内的偿付压力，也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置换发行的地方债期限一般为3、5、7、10年，发行利率多数与同期国债收益率相当，远低于银行及信托贷款。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

　　非金融企业负债率过高，这一状况与中国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构成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色。由于银行信用只能以贷款方式提供，依赖银行体系为企业提供资金，自然产生提高企业负债率的结果。

　　李扬提出，治本之道是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努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同时也应当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重新审视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活动的规定。

　　课题组表示，通过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国比较发现，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负债占GDP比率是一个随国家经济和金融体制特点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的经济现象，其利弊优劣不宜一概而论。

　　不过，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

　　从国家层面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看，2007年—2013年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了49%，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上升较为明显。这说明，国家负债率上升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滑密切相关。

　　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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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的杠杆率问题，有多种说法。不少国际机构间或对中国的杠杆率进行了估算。

　　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估算，2014年中国全社会杠杆率为278.9%，与课题组得出的217.3%相差较大。张晓晶解释，主要差别在于对金融部门负债率的估算上。社科院课题组的方法仅计入了金融部门发行的债券余额，而麦肯锡方法则是加总了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两项。

　　张晓晶表示，估算杠杆率的主要目的是评估风险，而金融部门债务中的通货和存款并不构成金融部门的主要风险或风险较小，可以不计。更何况，麦肯锡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使用的也是剔除金融部门之后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所以，为了更清晰地认清中国的风险所在，同时，遵循国际惯例，以增强国际可比性，课题组选择了目前的方法。

　　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发布会上，几位专家均表示，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去杠杆是克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健康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如何去杠杆?李扬表示，从债务率=债务/收入这个公式出发，去杠杆的方略可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

　　分子对策即对分子(即债务)进行调整，手段包括：偿还债务、债务减计、政府或中央银行承接债务、降低利息支出等。其中，偿还债务是去杠杆的基本途径，用出售资产的方式偿债，更是去杠杆的正途。

　　但是，任何减债的方式都有紧缩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分母对策即对分母进行调整，手段包括结构性改革、扩大真实GDP规模、或通过通货膨胀扩大名义GDP规模等。分母对策不会像分子对策那样立刻见效，但却是治本之道。

　　近期的希腊债务危机，在经历了大范围的迂回之后，不得不走回以改革换救助之路。这告诉我们，改革，并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依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