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6日上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酝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

　　下午，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表决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

　　媒体评周小川：能承受住多深诋毁就能经得多大赞美

　　新旧周小川：技术官僚的中国式命题

　　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中国金融业下一个十年会是什么样子;但作为上一个十年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建构者--65岁的周小川——在执掌中国人民银行十年之后，他的去留正在成为观察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风向标。

　　3月13日，“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在外媒连续两次关于他本人是否连任的试探性提问后，周小川给出了一个颇为给力的回答，“不管我本人是否连任，所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检验政策，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毫无疑问，无论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没有人会否认周过去十年在央行行长位置上所作的一系列富有远见且颇具成效的市场化改革、中央银行框架构建和货币政策调控;乃至刚刚过去的2013年“两会”上，余永定——这位过去十年经常批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社科院著名学者，都在公开场合对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长一职表示支持。

　　周小川多年的老搭档，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的一段话或许能帮助解读周留任的政治逻辑——周小川是一个学者型的行长，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他以系统论的思维对中国的价税财联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他任央行行长之后，在货币的稳健经营，丰富货币政策的工具箱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和国际上主要的央行做了比较好的沟通。

　　“有这样一个行长执掌，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目前确实是经济、金融非常敏感的时期，有很多东西不在其中、没有深刻的体会，是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吴晓灵说。

　　“无可替代”，这或许是对这位过去二十年，中国金融体系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官僚最大的赞誉;然而，这位被誉为中国的“格林斯潘”的世界级央行行长，毫无疑问也无法逃脱中国式的命题和困惑。

　　从2003年开始，周小川和他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处在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政策争议的漩涡，在其第一任央行行长任期内，无论是堪称大手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还是历史性的人民币汇改，“卖国论”始终是民粹主义者质疑他最为有利的武器;而第二个任期上，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出击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周和他本人所象征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深陷今日通货膨胀、地产调控、货币超发等舆论攻击的漩涡。

　　所谓“承受得住多深的诋毁，就能经得多大的赞美”。

　　“包括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在内的一批技术官僚，是中国很宝贵的人才。”3月10日，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毛振华告诉本报记者，无论作官方智囊，还是搞政府运作，他们的逻辑和行动始终是一致的，始终在推动中国向市场化改革方向努力，推动中国按照国际惯例操作，“一如既往”。

　　上述三人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体改革理论”的倡导者，2010年，董辅礽基金会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他们。

　　全球化时代，需要有全球视野的央行行长，对于新的中央银行掌舵者，下一个十年，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所言，“在成功推行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后，预期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成为新任期的主要任务。”

　　技术派官僚：从设计者到操作者

　　要了解周小川过去十年的改革，就不得不先研究他的改革思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国务院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周小川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一机构，最初是为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制定加紧配套改革方案所设的智囊机构，也是日后整体改革方案理论的根据地。

　　2010年11月，吴敬琏回忆当时的情景，方案领导小组有周小川、楼继伟，方案办公室副主任是吴敬琏本人，其他参加者有日后声名显赫的郭树清、李剑阁;这批人成为日后整体改革协调理论的重要提倡者和实践者。

　　按照周小川的说法，整体改革协调理论强调，从过去的集中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过程是整体的、系统性的转变，而不是拼凑起来的。简言之，改革需要系统性的构建，这种改革思路结构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推动两种方式。而周日后所操刀的银行体系改革、外汇改革等金融市场改革，属于整体设计自上而下的路径。

　　在1993年7月份吴敬琏和周小川两人联名执笔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方案中，周有关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已经成熟，包括“中央银行今后只负责掌握货币政策和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央银行应在宏观管理上强化对利率杠杆和利率为基础的见解调控工具的运用;专业银行尽快实现向商业银行转轨……”

　　此前一年，周小川还和谢平等人完成了《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的课题研究，这又成为外汇改革的重要蓝本，称人民币可兑换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实现改革开放总体目标必不可少的步骤，谢平日后也成为周小川国有银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卡尔E·沃尔特(Carl E·Walter)和侯伟(Fraser J· T· Howie)在其著作《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脆弱的金融基础》一书中，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体改办的上述诸君称为“市场改革派”，至今仍致力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努力。

　　从1986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为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开始，这位体制内的学者智囊就逐步开始向技术派官僚转型，在经过多年一线历练后，2000年从建设银行行长转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三年后，接替戴相龙成为中国央行掌门人。

　　此后，世界开始领略这位中国新时代金融高官的魅力。在外国记者笔下，灰发、爱笑、喜欢即兴演讲的周小川，以一口流利的英文成为国际会议上受欢迎的中国官员;而热爱网球和歌剧也更加丰满了他的个人形象。

　　“周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延宕多年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一位国有银行高管如是告诉记者，从上个世纪末，成立四家AMC公司开始，周小川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重要设计者和操刀者。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抓住时机推动中国银行业财务重组和重新注资，当时中国国有银行体系被外界广泛认为已经陷入技术性破产——截至1997年6月底，四大国有银行当时不良贷款已突破1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6%，且上升势头还在继续;本外币风险资产5万亿元，资本净额才1700亿，资本充足率仅3.5%，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

　　1998年起，国家开始出手拯救濒于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其中，最大手笔是针对资本金和不良贷款的两项改革方案：一是，由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国有行资本金;二是，1999年开始，相继成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从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手里剥离了总计13939亿元不良贷款(包括国开行不良贷款1000亿元).

　　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便是这一方案的积极推动者。

　　卡尔·沃尔特和侯伟认为，朱镕基和建行行长周小川领导的团队采取了一种国际上常用的技巧去彻底重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一点有点像上世纪美国处理联邦储蓄信贷机构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即好银行+坏银行模式·将母银行的不良资产按公平市价连同已经分配的储备一并转让给一家单独成立的子公司，母银行由于转让了不良资产而成为资产优良、资本充足的“好银行”，而子公司则由于接受了不良资产而成为“坏银行”。

　　不过，改革并没有一步到位，国有银行重生机制并没健全，第一轮2700亿元的注资过了仅不到三年，四大国有银行几乎又走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

　　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按四级分类高达1.7万亿，不良率为21.4%，按五级分类不良率更高出4.7个百分点;同时，资本不足的问题依旧严重，当年末，四家银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旧的历史包袱尚未完全卸掉，新的坏账风险又在不断产生，加之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狼来了”担忧，到2003年，中国银行业已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

　　当时，距离第一次注资不过5年时间，中国银行业沉疴难去，到2002年时，要想四大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国际标准，还必须动用约1万亿元资金。

　　再注资，钱从哪来?改革的迫切性与资源的匮乏，倒逼人们以创造性思维和增量改革杀出一条血路，刚刚上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创造性地提议，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成立一家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为操作平台，然后完成国家外汇注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组建。

　　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

　　这一方案，源于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份PPT报告，史称“5·19报告”。改革遵从“先易后难”的原则，率先选取资产质量状况较好的中行、建行为试点。

　　2004年初，汇金公司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向两家试点银行注资。这开创了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功模式，即2003年始，四大国有银行通过一系列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相继成功实现境内外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加入WTO带来的附加值效应开始显现，尤其在引入境外战投环节。中国金融业持有的开放姿态，为其日后股改上市成功打下坚实基础;在引进境外战投的过程中，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本人得承担起向外卖力推销中国银行业的重任。

　　2005年2月，G7峰会上，面对顾虑重重的RBS首席CEO弗雷德·顾德温(Fred Goodwin)，周小川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现行利差制度条件下的银行盈利前景，打消了外方的顾虑。

　　只是中国金融业的任何一场改革，动力和阻力几乎都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随着国有银行的成功上市，国内关于国有银行“贱卖论”的反对声甚嚣尘上，社科院一位学者曾直斥改革设计者为坚持私有化理念不回头的人，“其实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已经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这种夹带某种倾向的言语攻击，成为周小川这样的坚定市场化改革派，十年间不得不多次面对的尴尬;只是，事实胜于雄辩，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的变化足令民粹主义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