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卢美美事件”的五个深层反思

　　“卢美美事件”是继“郭美美事件”后，近期社会公众关注的又一热点。但与后者单纯指向慈善不同的是，“卢美美事件”还关乎企业家的诚信与出身、民间组织的属性、会展业和服务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企业政府公关和政商生态的是与非，乃至对外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人们看到，媒体和舆论这段时间一直在穷追不舍地深挖卢俊卿、卢星宇父女及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以下简称世华会）幕后的东西。虽然卢氏父女和世华会有针对某些报道的回应（如所谓“八大谎言”和“七宗罪”），但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用公益和财富建立起来的形象在快速坍塌，不仅一些名人急于撇清同他们的关系，与其划清界限，就是原先的募资款项也要急剧缩水。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需要媒体和舆论监督的，而且媒体和舆论的监督往往对社会起到正面的作用。但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公众普遍存在的对权力和权势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这场媒体和舆论同卢氏父女的博弈，一开始后者就被前者钉在被告的耻辱柱上。不管卢氏父女是不是有错，如媒体所揭露的是包装成善人的骗子、掮客，它注定了是一场不平等的博弈，媒体和舆论正挥舞着正义的大棒，尽情地进行揭黑和批判，大众也在这场揭黑和批判中，享受着“狂欢”的欢乐，很少有人静下心来，理性地梳理一下在媒体和舆论深挖幕后新闻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更本质性的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若在媒体的批判中被大众误解放大，长期来看，很可能会伤害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问题一：对企业的行善动机进行道德拷问。

　　“卢美美事件”是因“中非希望工程”而引起的。在“郭美美事件”的背景下，人们对一家企业运作这个慈善项目给予合理怀疑很自然。但是，用世华会运作过程中的某些不规范行为，或者慈善项目中存在的一些瑕疵，又或卢氏父女本人在行事方面的一些缺陷，进而怀疑他们是在搞假慈善，通过慈善进行利益输送，或者达到其他什么非正当目的，则超出了合理的必要的怀疑界限。因为类似对企业行善动机的拷问，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才行，只靠一些模糊的似是而为的猜测，就批评企业“伪善”，动机不纯，这种做法实乃“诛心”之论，也就是先假定你是坏的，不怀好意，再找根据来印证这个假定。

　　目前的状况是，由于诚信的普遍缺失，人们对企业或富豪行善已丧失起码的信任，后者行善的动机都是不纯的——这样的看法在社会上相当普遍。如果说，恰当的怀疑有助于监督企业更好地去行善，那么，超过必要的限度，过于挑剔乃至对企业的慈善行为到了一种容不得半点瑕疵的“道德洁癖”程度，则反过来会伤害慈善本身，对中国处于“幼稚”阶段的慈善来说，绝非好事。

　　慈善的本质是信任。没有对行善者的基本信任，慈善就建立不起来。对慈善进行道德拷问的问题则在于，慈善必须百分之百完美，不能出半点差池，尤其是那些高调行善的企业和富豪，他们必须保持各种细节上的完美，才有资格行善，否则，其慈善就是假的，“别有用心”的。

　　但正如现实生活中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一样，这个世界也没有完美无缺的慈善，我们当然应该在整个行善过程中力求完美，但谁也不敢保证在某些环节不会出现一些小差错，尤其在当前整个社会的规范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因此，如果把慈善变成道德法庭，要求从事慈善的人必须是完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埋葬慈善。

　　实际上，即使从慈善发达的国家看，企业或富豪行善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人纯粹出于一种富裕后无私的奉献，把慈善作为一种利他行为，并从这种行为中获取快乐；也有人做慈善是为避税考虑，或者作为企业的一种公关行为。后两者在西方其实占有很大比例甚至是企业慈善主要的出发点。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行善是事后的良心发现，或者用慈善来掩盖之前的罪恶。这些都存在。但就结果而言，只要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没有违法，每个人的行善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动机高下之别。过于从道德上苛责企业或富豪的慈善动机，要求企业在行善的同时保持经营行为的无可挑剔，无疑会使得企业行善的成本大大提高。

　　退一步，假如企业在做慈善中真有什么污点，或者在经营中存有什么违法之处，自有监管部门去查办，或者从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的角度去加以解决，而不应靠舆论审判企业的慈善行为来遏制。所以，对企业做慈善可以批评，可以质疑，但切忌用唯动机论、原罪论等道德洁癖去拷问、诘难企业和企业家。

　　问题二：以出身评判企业家和公众人物。

　　在对卢氏父女的“揭密”中，有媒体挖掘出卢俊卿的发迹史，不过是一个出身于川省的农家子弟，师范毕业，做过县、市两级政府的小小科长，1995年辞职下海。这样一个似无背景的农家子弟，10多时间怎么就成了亿万富豪，在京城呼风唤雨？给人的一个感觉，似乎卢俊卿是没有资格如此风光的，或者要不就是一个于连式人物，其发迹过程充满着种种不为外人道的“秘密”。

　　不论哪种情况，都隐约显现出一种“血统论”或“出身论”的味道。纵使卢俊卿和他的世华会存有违规或违法之处，也并不表明一个出身卑微之人，今后就不可以有大出息，可以出将入相，或为富豪。古代社会的寒门士子尚且通过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今天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子弟和穷小子，为什么就不能发财，成为亿万富豪？他发财了，就有问题，不道德了？

　　这种对企业家或公众人物隐含的“血统论”或“出身论”诘问，显然与近年来社会流动受阻，阶层结构固化、贫富差距悬殊有关。由于“拼爹”、“拼关系”的流行，底层和平民的子女向上流动非常困难，“出身论”或“血统论”这几年在社会各行业和领域，又开始沉渣泛起、大行其道。这与我们进行的改革价值取向格格不入。改革是一个打破身份限制即去身份化的过程，如民营经济的崛起，民营企业家的大量出现，就是对过去国企一统天下的身份限制的突破。但“血统论”或“出身论”，乃根据一个人的血统或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并由此决定一个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们过去早已批判的。

　　从改革的实际看，一方面，改革确实带来了过去所不曾拥有的个人权利，以及身份和流动自由，它使社会充满着活力和创造力；然而另一方面，改革对身份限制的破除，是很不彻底的。社会还有很多领域和机会，并不向全体国民开放，还存在着显形或隐形的出身、财产、知识、职业等限制。如农民工子女，至今无法在城市的公立学校上学。特别是改革到后来，随着有利可图的改革越来越少，对社会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社会流动的趋势渐有被阻断的危险，社会阶层结构开始日趋固化。这是社会仇官和仇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媒体负有引导社会舆论之责。媒体为了事实真相，当然可以对有争议的人物进行“揭老底”，曝光其种种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在“揭老底”的同时，必须注意尺度和界限，要引导舆论和大众不能用一些与社会普世价值相违背的，被历史早已扔进垃圾堆的陈腐看法去看待和评价一个人，媒体自身更不能带着这种眼光去揭黑。而“血统论”或“出身论”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事实上，质疑卢俊卿出身卑微，对底层子弟也并无好处。毕竟大多数人的出身都不会高贵，社会的寒门士子还是占多数。但由此也反衬出，我们有加快社会结构改革，形成一个相对公正、合理、开放的阶层结构和流动机制之必要。